赵紫阳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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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812
看到大家好像对紫阳先生的政治经历和认识更感兴趣,就先挑了一段我认为再高明不过的政治宣传,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短语的使用。另外,由于他的政治思想生根于经济思想,我认为之后还是先介绍他对经济发展的认识,再介绍他对政治改革的意见更为恰当。以下内容摘自第四部分第四章:四、筹备党的十三大
在起草政治报告的问题上,我想主要讲一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提法。不少人的印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是我在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其实不然。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有了这样的话;“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胡耀邦在十二大报告中重申:“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目前还处在初级阶段”。但这两次的论述,对这一论断的含义内容,以及这一重要论断与我国各项政策的关系没有论及。而当时的重点在于强调以下观点:“毫无疑问,我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一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所以这样一段话是指明,即使是初级阶段,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我们就能够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起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为了回答一部分人怀疑我国是不是社会主义,能不能搞社会主义的问题。
大家知道,1979年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有人在回顾反思过去我们党多年来左倾错误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过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革命胜利后,是不是有条件搞社会主义;是不是应该搞新民主主义,以及我们国家现在能不能称为社会主义?这个观点当时就受到中央的批评。这个论断主要是对这种思想而讲的。所以以上两次提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字,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后来到1986年9月,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中,提到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公有制占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说,这一次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和改革开放,和我们实行的政策联系起来了。但是,这个文件主要是讲精神文明建设,对其它问题也没有展开论述。在我的回忆中,上述三次提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字时,并没有引起讨论,公布之后也没有引起注意,人们印象比较淡薄。
十三大政治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之所以引起国内外强烈的反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是因为报告中把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作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基础。我自从1987年初组织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以来,就设想这个报告不仅要进一步提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和措施,而且要为在我国之所以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找出理论根据,并且加以阐述。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大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大大地加速了各项建设事业;显著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极大增强了国家的实力,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但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论根据是什么,一直缺乏很有说服力的说明;一直是广大干部和各方面人们关心的。一方面他们对改革开放竭力拥护,积极实行;另一方面,心里并不踏实,担心将来又发生方向路线问题。所以对于改革开放的正确性,虽然在实践上已被证明,还必须在理论上作出有力的说明。
...
但是,我们已经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对一直遵循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中国人民,究竟应该给个什么说法呢?一种说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搞早了,该退回去,重搞新民主主义;一种说法是,中国未经资本主义发展就搞社会主义,现在应当进行资本主义补课。这两种说法虽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必然会在理论上引起很大争论,很可能在思想上造成新的混乱。特别是这样的提法不可能得到通过,搞得不好会使改革开放事业遭到夭折,因此不能采取。
我在1987年春季考虑十三大报告时,很长一个时期就考虑这个问题如何回答。在思考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最好。它既承认、肯定了我们已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同时由于它是个初级阶段,完全可以不受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约束;可以大胆地调整超越历史的生产关系,从越位的地方退回去,实行适合我国社会经济水平和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各种改革政策。尤其重要的是,它不是个新提法。如上所说,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和十二大已经毫无争论地、不知不觉地被接受下来了。现在只是把它作为从理论上阐述改革开放政策的依据,不会引起很大争论,容易得到通过。
(1-24 20:21:02 10关注 3回复)
[洞主] 前些年我曾经选过一门叫中国古代文化的通选课,其中老师就提到古代官僚制度上经常犯的一个政治错误,就是无缘无故的做一些名义上的“贬官”。什么叫名义上的贬官呢?古代中国的地方行政划分有时采用两级的(如最经典的郡县制),有时又采用三级的(如州郡县等)。随时局变化,有时朝廷会对这些区划做出调整,比如把一州内的郡合并统一管理。这个时候,有的皇帝就会犯蠢,非要把这个新的行政区划称为郡,原本的知州就变成了郡守。虽然实际上没什么变化,但原本的知州就矮了人一头,造成了许多不满,历史上甚至也出现过因为这种事造成一时的动乱。
与之相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标语的使用则是在实质上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在名义上与之前又保持了一致,避免了官僚体系内以及社会上的思想混乱。考虑到当时中共内部依然在蛰伏的文革思想,这一标语无疑为改革开放的推进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说来惭愧,我早先一直以为这个提法是邓搞出来的,还给了他不低的评价。我之前对紫阳先生的印象是一个在政治上有些天真的优秀经济学家,所以才导致了他最后凄惨的下场,但看来这个印象是完全错误的。他不仅是个优秀的经济学家,更是一个天才级别的政治家。如果说作为政治家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他还有着作为一个人的良知。不然他在学潮问题上只要紧跟邓的脚步,他总书记的地位是十分稳固的,之后不会有长者什么事。
[Alice] 感谢洞主的转载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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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856
今天分享经济思想主题的第一篇:“经济效益”。以下内容摘自第三部分第四章:探索经济建【设】的路子
自从文革结束以来,我在四川工作的时候,就着重对经济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我的脑子里逐渐形成了两个概念。一个是过去搞经济的那一套方法,表面上速度不慢,但效益极差,人民得不到实惠。第二个就是,现有的经济摊子很大,存在极大的潜力,但原来那套办法却不能把潜力挖出来,必须另找出路,对原来那种办法进行大的改革... 在1981年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我讲了这么一段话:“千方百计地提高生产、建设、流通多个领域的经济效益是核心问题”。接着我回顾了建国以来我们经济建设的问题。1980年同已经完成了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8.1倍,国民收入增长4.2倍,工业固定资产增长26倍,全国人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只提高1倍。可见,固定资产增了那么多,而工农业总产值却没有相应增长,国民收入没有相应增长,人民消费水平增长就更少了。这些年来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的速度要低得多,人民生活提高的幅度又大大低于国民收入增长的幅度,而工业资产增长却很多很多。这说明我国经济建设的效益很不理想,人民生活的改善与人民付出的劳动不相适应。因此我认为,我国经济的症结是经济效益的问题,而不是表面的产值增长速度。
接着我在1982年天津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会议上,就着重谈了经济效益问题。我指出,在工业生产上长期不注重效益,盲目追求产值和增长速度,办了许多蠢事,常常是“工业报喜,商业报忧,仓库积压,财政虚收”,最后靠银行发票子来补窟窿,致使国家和人民受实害。在这次会议上我讲经济效益问题,提出了一个观点,也可说是一个公式,即:要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和物资消耗,生产出更多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前半句讲尽可能地节约,劳动和物资消耗尽量减少;后半句讲要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关键是产品必须符合社会需要。否则生产的越多,浪费就越大。工厂追求产值,生产出大量无人买的东西,压在仓库,最后是报废,这样的事太多了。
(1-25 16:51:28 9关注 5回复)[洞主] 经济思想和实践上的内容相互之间独立性比较强,另外dz本人也是经济学学生,对内容分割也更有把握一些,所以每一部分的内容少一些,相信也会更容易阅读。也是同样的原因,我在文中加粗了一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内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阅读过前数理化时代的经济学著作。从我个人不算多的阅读经历来说,我认为很多这类著作读起来让人觉得非常的空泛,其中主要原因是他们的推论往往缺乏根本性的依据。那个时候由于计量经济学尚未得到发展,很少有经济学家懂得怎么处理统计数据才能得到相对稳健的结论,所以也导致他们对统计数据是完全不信任的,也不屑于使用。
这就导致他们提出的一些观点是不可证伪的,而两个针锋相对的观点有的时候在逻辑上又都能说得通。这样的结论总是让人半信半疑的。
紫阳先生的叙述当然也没有计量结论在里面,但是这段文字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两个字:踏实。我们看他的逻辑过程是怎样的:基于最简单的原始统计数据(工业生产值、工业固定资产、国民平均消费水平),我们发现生产和消费是不匹配的。具体而言,国民付出了更长的工作时间以及/或者消耗了更多的资源,但他们的生活水平却没有提高。这就是说:虽然经济增长了,但老百姓却没有得到实惠。这个论述使用的数据和方法都很简单,但是逻辑清晰、结论坚实,出发点又是为老百姓着想的。
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发现地方官员的考核(疫情时期除外)还是唯GDP论的。唯GDP论也就是只关心文中提到的“表面的产值增长速度”。那么为什么还要搞唯GDP论而不考察经济效益呢?我能想到的原因无非是因为GDP是一个非常方便的指标,做一下加减法就能算出来,而经济效益却是一个相对复杂的东西,并没有哪个单独的指标能够完全的体现一地的经济效益。其实不光中国,全世界都还是习惯于用GDP以及人均GDP作为衡量一国经济表现的依据,但这其实是不完全正确的。
那么地方官员盲目追求产值的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呢?这个话题我们放到下次,随着这一章里的相关内容再聊。
[洞主] 今天琐事比较多估计要停更一天(虽然也不见得有人在看)
[Alice] Re 洞主: 有人在看的。前面的洞加了向后指针,就只用收藏第一个洞了,所以后面的洞收藏会少很多
[洞主] Re Alice: 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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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918
#赵紫阳回忆录经济思想主题第二篇:“市场经济”。本次内容摘自第三部分第四、第七章。
探索经济建【设】的新路子
如何才能提高经济效益,如何才能使工厂生产出社会需要的、适销对路的商品?这涉及到许多方面,但从根本上讲,涉及到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问题。要靠调整经济结构和改革经济体制来解决,否则没有出路。我之所以长期对经济体制改革产生兴趣,以至努力探索并致力于这项改革,就是为了根除中国经济的弊端,是有的放矢的。我如果没有对中国经济弊端的认识,就不可能产生要求改革的想法。当然如何进行改革才能根除中国经济的弊端,我开始的认识是很肤浅的、模糊的。开始提出的改革办法,许多只是治标而不能治本。真正认识到要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根治中国的经济弊端,经济必须市场化,必须解决产权问题,是经过长期反复实践才逐步总结出来的。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提出走出一条新路子,就不会有以后改革的过程,更不会有今天的认识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在198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经济建设的新路子,对于以后的经济改革有重要的意义。
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
从我下台以前在中央主持经济工作十年的经历来看,所谓逐步过渡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个是主要的方面,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逐步生长、壮大一种新的经济,即市场经济。如随着农村改革的开展,国家对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减少,绝对数量有所下降,随着农业的增产,所占比重更是逐年减少。由农民进行市场调节交易的,或者超产由国家加价收购的数量越来越多。
到了1985年,进一步取消了对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整个农业除棉花和少量产品外,基本上实现了市场调节,脱开了计划经济的范围。乡镇企业的兴起,工商业个体经营放开,允许私营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外合资企业,外资独资企业,一开始就是在计划经济以外,完全由市场决定的市场经济部分。这一部分市场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几年来蓬勃发展。由于他们的机制活力大,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国有经济和原来的集体经济。他们既为中国经济带来了繁荣,也在中国大地上成长出来一种新的经济一一市场经济。
因而出现了一种情况,即在计划经济模式还没有作大的、根本改革的情况下,中国整个经济中市场经济成份一天比一天多,所占的比重一天比一天大,整个中国经济体制的性质也在一天一天由量变到质变。这是中国改革的最大特色。中国经济的改革,既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又保持了政治稳定,这是根本的原因。
以上是主要的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对计划体制内的那一部分,也逐渐地加以削弱缩小。当然不是一下子改掉,而是开始的时候变动不大,小量地改变,以后逐步逐步地加大份量。虽然比前面所讲的这是次要的方面,但它也起了不可忽视的配合作用。如改革以来实行的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等许多政策和措施,在计划改革方面逐步缩小直接计划,扩大间接计划的比重,逐步压缩国家的统配物资,扩大企业自行销售的品种和数量。国家统配的重要物资,超产部分允许企业自行销售,计划内的也允许一定比例的自销。还有对企业实行承包制,以及放、调结合逐步进行价格的改革等等,都对体制外生长的那一部分市场经济,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
总之,当时有两部分,一个是计划体制外的市场经济,一个是计划体制内的计划经济。我们一方面扩大计划外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逐步缩小计划经济的比重。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情况下,势必是此消彼长。计划经济缩小减弱,市场经济就得到扩大和加强。当时市场经济部分主要是农业、农副产品、轻纺工业、消费品工业,而属于生产资料生产的,基本上掌握在国营企业手里。
一个消费品,一个生产数据【dz注:按语境理解应该是指生产资料,很奇怪】,如果控制生产【资料】生产的企业不削弱、不缩小,不分出一部分投入市场,新生长起来的那一部分市场经济就无法继续;如果生产【资料】生产的那一部分,一点也不允许自销,一点也不允许进入市场——如果把小煤窑、小水泥也都统管起来的话 ——那新生长的市场经济将会因缺乏原材料而遭遇到极大的困难。所以十几年来对计划内经济体制的改革,对国有企业机制的改革,尽管都没有触动根本,但从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个意义上看,它起了不可忽视的良好作用。
过去曾有人把这种逐步过渡的渐进改革方式,批评为“缺少整体规划”,“缺乏全面配套措施”的“走一步看一步”,“没有远见”,“盲目性很大”等等,现在这样批评的人少了。但他们所指出的两种体制双轨运行下所产生的种种弊端,确实是不可忽视的。当这种负面影响超出了社会能够承受的限度时,那就会爆发问题。这只能由经济和政治体制进一步改革来加以解决。这种对旧体制进行根本改革的条件,在几年以前就具备了。两种体制、两种运行轨道长期并存,终究负作用很大。一开始采取渐进过渡的办法是对的,但不能长期这样。
(1-27 20:43:07 5关注 3回复)[洞主] 上一次提到,唯GDP论的考核方式会扭曲地方官员的激励。怎么解决呢?最简单也最节约的方法就是放权。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官员的权力和责任都超出了他们所能掌控的范围。让一个政府团队去掌握一整个地区经济中的所有细节本身就是不现实的,让一个个企业自行决定是否生产,生产多少才有可能得到一个有效率的结果。这些结论的理论依据有一般均衡理论以及科斯定理支撑,实证上也有改革成果支撑。至于官员的考核应该如何完成是一个完全不同领域的话题了,我也并不了解发达国家的官员考核制度。也许高政策透明度前提下的民意调查是一个方向。
在改革上,赵是坚定的渐进派,看来宣传口前些年一直挂在嘴边的摸着石头过河基本延续自他的风格。这一风格我认为有两方面的考量:一是给民众理解的时间,二是在政治上保持稳定。就前者而言,经济学理论通常不太重视这种冲击后的“转型期”,因为给定理性人等假设,转型期后总会走向一个均衡。回到现实中,只要政策是好的,那么就算民众最开始需要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其中可能会有一些混乱和倒退),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比之前要好的。
但是,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下,这个转型期对于改革来讲可能是致命的。这就是第二点,也是渐进式改革最大的必要性。要知道,中国的经济改革自始至终都是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的。当时即有以陈云为代表的计划经济支持者,也有以李先念、李鹏为代表的,对赵有私人恩怨的阴谋家。在这种环境下,改革若是带来一点问题,他们就会群起而攻之,势必要尽全力攻击赵、攻击改革。其中,之后的“价格闯关”就是最好例子之一。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政治改革的不彻底已经开始拖经济改革的后腿了。
[Alice] 支持dz!
[洞主] Re Alice: 感谢支持,下一篇#1060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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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47
#赵紫阳回忆录经济思想主题第三篇:“国际贸易与比较优势”。本次内容摘自第四部分第九章:扬长避短发展贸易。
扬长避短发展贸易
我国多年来经济建设效果不好,费力大,收效小。除经济体制的原因外,闭关自守,自给自足,国内平衡,把自力更生精神绝对化、意识形态化、政治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拿农业来讲,农业如果效益好的话,首先一条原则,就是因地制宜。这块土地上适合于种什么就种什么。但长期以来,我们不能这样做。
有件事对我触动很大。那是1978年的事,当时我还在四川工作,带了一个代表团到欧洲访问。去了英国、法国,回来路过希腊,还到了瑞士。我首先到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这是世界有名的、经济很发达的地方。但这里气候很干旱,而且夏季不下雨。这种情况按我们的思维方式,为了种粮首先要改天换地,大兴水利。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种葡萄和其他耐旱的各种作物,在此基础上就酿造成了享誉世界的法国葡萄酒,农民相当富裕... 他们为什么能这样做?因为他们不是封闭的,靠对外贸易,发挥自己的优势,他们的东西出口,需要的东西就进口。
1981年我已经到了北京,有次去兰考县【154】与农民座谈。那里是沙土地,非常适合种花生,而且产量很高。但由于“以粮为纲”【155】,粮食要自给,不允许种花生,只好种玉米,而产量却非常低,农民对此意见大得很。再说山东的鲁西北,主要是盐碱地,这种盐碱地除少数严重的地区外,很适合种棉花,其产量还不很低。但多年来不允许他们种棉花,只能种粮食。结果越是强调种粮食,粮食产量越低,农民越没饭吃;越没饭吃越强调种粮,恶性循环。
1983 年我和山东的同志谈过,鲁西北是不是可以种棉花?他们说,那当然好,问题就是没有粮食。后来和他们商定,鲁西北改种棉花,把棉花卖给国家(当时国家大量进口棉花),由国家供给他们粮食。结果仅仅过了一、两年,那里就翻了身,棉花大幅度增产。有一段,大概是1985年吧,棉花多得成了“灾”,卖不出去了。那里农民收入很快提高,农村情况也大为改观。因为种棉花就有了棉籽,棉籽榨油后又是很好的肥料。那些非盐碱种小麦的地,因为有了肥料,产量也大为提高,两头都好。当地那时有一首民谣:一亩小麦吃饱饭,半亩棉花做贡献。过去一亩半地种小麦还吃不饱,现在一亩就够了,而且还把棉花卖给国家。
山东、兰考之所以能做到适合种什么就种什么,是因为我们实行了开放政策,从国外进口了大批粮食。那几年每年进口千万吨。农业只要做到适于种什么就种什么,什么效益好就种什么,农业就可以大大提高。如果不开放,什么都自给自足,把自力更生绝对化,这一切也就谈不上了,这种情况全国比比皆是。多年来农业费力大,一直上不去,一是吃大锅饭,再一条恐怕就是自我封闭,不能因地制宜,结果事倍功半。多年来把那些不适合种粮食的土地硬要种粮食,因此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农田基本建设是需要的,水利也是需要的,但是如果能够因地制宜,就不需要统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了。而已经修了的水利设施也可以用在十分必需的地方,水利效益也会大为提高。
再说工业。别的不讲了,只讲这么一个例子。多年来我们搞工业都强调“不搞无米之炊”,所以一切都得从原料、从头搞起。比如办钢铁,首先就要找矿、选矿,还要搞焦煤,再修铁路,然后炼铁、炼钢、轧钢,再造各种机器设备。但我们是个贫矿国家,矿石含铁量不高,用很多矿石才能炼一吨铁。我们的铁矿、煤矿主要在西部,因此要从很远的地方运送原料。这样,我们搞一个炼钢厂周期要多长?建设规模要多大?投资周期要多长?资金回收率多慢?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学聪明了,矿石干脆从加拿大、澳大利亚进口。这些国家都是富矿,价格也便宜,而且用船运要比国内的火车便宜省事多了。还有沿海的一些城市干脆从后面搞起,先搞轧钢,钢锭从哪里来?进口。一轧钢马上就有了效益,可以销售,资金很快收回来,然后再往前搞炼钢,没有生铁也是从国外进口。这样建设周期短、资金回收快,条件就是要开放,要进行国际贸易,进行交流。过去我们这方面确实是费了老大的劲,但是经济效益实在是差。后几年为什么发展这样快?就是这样搞起来的。
...
所有这些都说明,有了开放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以己之长通过贸易来补己之短。所谓扬长避短,必须搞贸易,融入国际市场进行交换。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民族,总有他的长处。穷也有他的优势,劳动力便宜,这就是很大的优势。劳动力便宜,国际竞争力就强。进行国际贸易,就可以拿我的长处来补我的短处。如果闭关自守,万事不求人,结果就不是扬长避短。过去我们吃这个亏实在是太大太大了。我越来越认识到,一个国家如果闭关自守,不融入国际市场;如果不通过国际贸易扬长避短,这个国家必定落后,根本不可能现代化。
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在开放的问题上对引进国外技术,引进国外资金,引进国外经验讲得比较多,因为这些年我们得益很大,但是对通过贸易来扬长避短,通过贸易来发挥自己的优势,似乎讲得没有那么多,而我认为这个问题关系极大。十多年来我们国内的经济发展得益于这个方面是太大太大了。如果没有进出口贸易的扩大,我们的建设是不可能这样快的。
(1-28 13:08:55 9关注 4回复)
[Alice] 这是斯密的绝对优势思想
[洞主] 这次的内容结合了非常基础的比较优势和国际贸易理论以及中国改革过程中的实际例子,相信是比较好理解的。到前些年,可以说以上的论述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常识中的常识:没有国际贸易和对外开放就没有中国今天繁荣的经济。除此之外,我认为比较有意思的有两点。一是关于加快资金回收速度的方法,二是“穷国”发展的方针。首先,从产业链尾部开始进入国际市场的想法是非常巧妙的。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资金(尤其是外汇)是非常缺乏的。另一方面,这种工业部门的产业链尾端通常是劳动力密集的,而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正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这种从后往前的发展模式无疑是非常合理的。像这种细节性的内容基本是不会出现在理论模型中,至少对我来说可以说是耳目一新的。
另外,沿着“穷国”发展这条线,我们想想关于以廉价劳动力进入国际市场还有什么观点?是的,现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常讲,剥削会通过全球化从一国内的剥削转而成为强国资本家对弱国劳动力的剥削。我觉得应该承认的是,资本利得经常是要远超工资水平的,也可以说工资水平通常是低于工人创造的价值的。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发展中国家工人在牺牲自己当前工资的前提下,大幅提高了自己在未来的生活水平。我觉得这两个事实是可以并列而不冲突的:一方面,资本由于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付给工人的工资往往是低于他们所创造的价值的;另一方面,廉价劳动力给了穷国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而扩大的市场允许该国发挥他们的比较优势,从而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给定相对合理的分配和再分配机制,该国的所有国民都有获利的机会。
[洞主] Re Alice: 绝对优势也是比较优势的特殊情况嘛。要说的话其实应该说是专业化理论,毕竟没有提及与其他国家生产能力的直接比较。
[洞主] 感谢这段时间一直关注的朋友们,之后一段时间事情比较多,更新频率会降低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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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7
#赵紫阳回忆录
经济思想主题第四篇:“物价问题”。本次内容摘自第五部分第二章市场抢购和银行挤兑的出现。市场抢购和银行挤兑的出现
1988 年全国有个热点,即对物价问题反应较多。物价问题本来是在改革中间完全可以避免的,1987年物价上涨7%,不算很高,但比前几年是高了一些。1988年第一季度物价继续上涨,主要是食品价格。这一方面是由于连续几年农业情况不太好;另方面我们在措施上也有些问题,没有完全按价格律办事。粮食价格提高了,而肉、蛋未相应提高,供应出现紧张情况。因而1988年春节期间有些城市又想恢复定量供应。当时如果一方面及时调整农副产品价格,另外一方面对城市居民适当补贴,问题本来是可以解决的。
但当时有一种想法:感到几年来物价年年上涨,加起来,幅度也不小,群众议论较多。我们只是被动地进行调整,而整个物价并没有理顺。因此,考虑能不能干脆有意识地拿出几年的时间,以物价上涨的一定幅度为代价,把价格理顺,过价格改革这一关;同时相应地提高职工的工资。这个想法有当时的原因,也有一定道理。但现在看来不够现实。几年来我们脑子里一直存在一个问题,总感到两种体制并存、两种市场并存、价格双轨制并存,产生许多摩擦,以至带来腐败,市场也不能规范化。总想统一规划一下,尽快结束两个体制并存的状况。
当时还认为,前些年改革,把容易改的都改了,效果也是好的,剩下的都是困难的。现在就要攻难点、要攻关、要知难而进,不能知难而退。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些难点不攻下来,改革不仅不能前进,而且会倒退。现在看来这种想法没有认真地回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怎么走过来的。关于这一点我另外再详谈,这里简单地说一下。
这几年我们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实际上是采取一种逐步过渡的办法,更多的是采取在计划经济之外,培育生长、发展一种新的经济,即市场经济。国民经济有了两块,然后我们逐步增强、扩大市场经济这一块;逐步削弱、缩小计划经济这一块。这两块都是配套的。市场经济这一块政府不直接干预,特别是不用行政手段干预。产品是自由处理,价格也是自由的,完全由市场调节。市场经济这一块的企业个体户也好、私营也好、合资企业也好,都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属于计划经济这一块的基本上处于国家计划管理之下,价格由国家规定。当然也有一部分由他们自己支配的产品进入市场,但主要不是市场调节,国营企业也没有真正的自主权。
那时属于市场这一部分,价格是放开的,由他们自己定。属于计划经济这部分由国家规定,或者给企业一些权利,但仍受国家的约束。市场经济这部分企业工资是自由的,由企业自己定。计划经济这一部分工资还是由国家规定,或是给企业一些权利,但还是受国家约束。几年的情况是,市场经济这一部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计划经济这一块逐渐缩小,但在1988年时仍占60%以上。
这两种经济体制并存虽然有矛盾、有摩擦,甚至产生腐败。但总的来讲比之过去经济增加了活力。特别是市场经济这一部分,非常活跃。当时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不断扩大市场这一块,继续缩小计划这一块。对于国营大中型企业,也不能通过一次体制、价格、工资的改革,一下子就转入市场经济;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转过去,从计划、价格、企业机制甚至所有制,逐步进行改革。这样搞,比较稳定,风险也少,社会上也容易承受。其实过去几年我们就是这样搞的,但不自觉,脑子里总有一个想法,我们讲过价格改革是关键,归根结底是要搞企业改革。总想什么时候条件具备,采取一种办法,一次或者分几步,把国营企业改过去。这实际上就是说,市场经济这一块生长、发展是预备、是序幕,最后要攻关。
...
提出这个问题以后不久,我就感觉到这种想法简单了些。所以我接着又提出,价格改革、工资改革,归根结底离不开解决企业的效益。企业没有效益,消化不了,改来改去,轮番涨价,搞了一圈等于不搞。这就是说,价格改革,工资改革能不能成功,决定于企业的承受能力,看企业能否消化,归根结底是企业效益。要解决企业的效益问题,这就要改进企业管理,提高技术水平,最后要解决企业的机制问题。当时曾提出,要解决承包制的竞争,要把乡镇企业的机制引入国营企业;逐步解决大中企业也能放开经营、自负盈亏。后来又提出股份制,提出合资嫁接,把外国的资金、管理、技术嫁接过来,使国营企业转为市场经济的机制。
这些问题的提出,就说明价格改革不是个简单的问题。8月前后,我就有这样一个观点,价格改革、工资改革的成功,取决于整个改革的深化。这个问题从价格工资问题提出,转到整个改革,整个国营大中型企业要过渡到市场经济,这就有个可操作性的问题,原先那种设想很难行得通。这属于指导思想的问题。
另外具体工作上也出现了毛病,就是对价格改革过分渲染。本来价格改革设计是不是合理,这固然是个问题;而事先大肆宣传,没有考虑到人们的心理状态。本来 1987年经济形势比较好,到了1988年市场紧张,主要是心理因素。国外对这种现象称之为对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虽然老百姓知道政府准备今后大涨价,也知道政府会有补贴,生活不会降低,但他们有大量储蓄,那么大的现款储蓄,这就有个保值的问题。而当时我们又没有及时提高银行利息,解决保值储蓄问题。所以老百姓就抢购物品,用实物来保值。这主要是心理因素,我们当时虽然再三宣布提高物价不会使群众生活水平降低,但没想到老百姓有保值的问题,这也是个常识问题。而我们当时缺少经验。8月份在北戴河讨论物价改革问题,报纸上就大肆宣传说要攻物价关,要闯关。说提高物价改革方案已定了。这样老百姓就急了,于是发生到银行提款、抢购商品的情况。
总的说,一个是物价改革方案思路不对头,另一个是具体工作出现了很大的纰漏。发生了挤兑抢购、市场紧张现象,于是一下子感到经济形势不好了。其实当时经济形势问题并不大,也不是1988年发行票子过多,主要是心理因素,人心恐慌。当然过去几年经济发展过热,货币发行过多,经过87年虽然有所缓解,但并没有完全解决。人们手里没有实现的购买力还有很大的数量,变成银行存款,数目我记不很清,大约有万亿元吧。心里恐慌了,就去银行挤兑,去市场抢购。这不是87 年、88年的问题,而是由于物价改革宣传不当造成的。如果当时宣布价格改革停止,同时提高银行利息,实行保值储蓄,人心会稳定下来;同时再压缩几百亿基建,节约几百万吨钢材,经济不会有什么问题。
当时财经领导小组曾向国务院多次提出,尽快提高银行利息,实行保值储蓄。但国务院李鹏、姚依林他们担心银行利息提高,国营企业的贷款利息不能相应提高,银行利息负担太大,不好办。犹豫了一段时间,当然后来保值储蓄还是出台了。事实证明,保值储蓄的措施一出台,银行储蓄很快就回升了,从1988年第四季度开始回升,1989年一季度回升更快,形势很快就稳定了。这也说明1988年经济方面并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主要是处置上出了一些毛病,不是真正出了大的问题。如果说通货膨胀也不是加剧了,而是人心恐慌,把几年来积蓄在手头的票子取出来购买东西,一时表现的好像通货膨胀加剧了。实际上87年以后通货膨胀减弱了,当然没完全解决。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2-01 20:35:05 4关注 1回复)[洞主] 这次没有太多想说的。核心就是,中国的货币问题固然有其经济体制带来的独特性,但显然没有超脱一般性的货币理论框架。经济学的理论总是根据实际情况简化总结得出的。不考虑一般居民、企业行为的政策总是难以成功的(这是卢卡斯批判为宏观经济学带来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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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b.pkuhollow.com/##106837
#106361
#赵紫阳回忆录
好久不见,这次应该是经济主题最后一篇了。本次内容摘自第三部分第十一章探索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探索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关于沿海发展战略问题。这是1987年秋天到1988年1月初,我经过对福建、广东、浙江江苏等地较长时间的考察,同当地县、市、地、省干部座谈,又同中央有关部门充分交换意见,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问题。主要内容是:沿海将近一亿到两亿人口的地区,在战略上应发展外向型经济,充分利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机会,加快沿海经济发展。具体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沿海地区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利用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机会,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者劳动密集和知识密集相结合的产品。
(二)要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国外进口、最终产品在海外销售】,大进大出,资金、设备和产品销售放到国际市场上,即从国际上进口设备、原料、材料,引进资金,在国内加工生产,然后销售到国际市场去。两头在外,大进大出,随进随出。
(三)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时,要充分发挥乡镇企业的作用,使之成为生力军甚至主力军。这就是说,充分强调乡镇企业的作用,通过乡镇企业这种形式,走出一条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道路。把沿海地区农村大量劳动力,转入外向型经济,转向国际市场。
(四)为适应这种转变,必须改革外贸体制中的统一收购、统一出口的做法。凡能从事外向型生产的单位和企业,或从事进口、出口的外贸企业,实行自负盈亏,放开经营。
总之一句话,就是把沿海一亿到两亿人口的地区,这里的生产,这里的企业,推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市场的交换和竞争。
提出这么一个战略,使沿海地区自觉实行这样的转变,实行这样一个新的方针,首先是有国际的机遇。因为国际经济结构的调整仍在继续。随着一些工业国家,或者新兴工业国家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劳动费用也提高了。他们逐步把劳动密集的这一部分生产转移到劳动费用比较低的国家或地区去。这一过程其实很早就开始了。二次大战以来,就是这样滚动式的转移。
从亚太地区来说,首先是美国把这种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和制造业转移到日本。日本利用这种机遇发展起来了。然后美国、日本又把这一部分生产、制造业转移到四小龙那里去。随着四小龙经济的发展,日本、四小龙正在把这一部分产业转移到东盟国家。这种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从世界范围也好,从亚太地区也好,是不会终止的。这种经济结构滚动式的转移对不发达国家确是一种机遇。过去由于我们闭关自守,不开放,又实行僵化的高度集中的体制,信息也不灵通,所以好多次机会都错过了。现在这个机会再不能错过。
同时,我们沿海地区又确实具有利用这种机遇的条件:靠近口岸,交通方便,而且基础设施一般来讲比内地好,中国劳动力充足,但沿海地区的劳动力素质、即文化技术方面也比较好。沿海地区接近国际市场,而且总的讲这里有发展商品经济的传统,对国际市场容易适应,既有机遇又有条件。只要我们清除思想上、规章制度上的障碍,有适当的政策去引导,沿海一定会很快发展起来。
如果不走这条路,那么沿海地区将愈来愈陷于困难的境地。因为沿海搞外向型经济比内地有优越条件,但是如果还按过去的路子走,沿海就受到很大的限制,最主要的是缺乏资源。虽然有很大的加工能力,但没有资源。过去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全国一盘棋,靠国家投资发展西部资源,再远途运输到沿海加工,这条路再也走不通了。
现在内地省份再不愿把资源廉价卖给沿海省份去加工,内地和沿海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所以今天沿海地区是不是实行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重大的、关键性问题。实行这样一个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必然或大或小、或快或迟地带动内地经济的发展。沿海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技术提高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它也要不断地进行结构调整,逐步把劳动密集产业转移到内地,使自己登上一个新台阶,也给内地经济一个机会。沿海经济发展了,内地人还可以去就业。沿海发展战略不仅会大大促进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必然有利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这是从经济上说,从政治上讲也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国家多年来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全国机会均等,使沿海的优势得不到发挥,内地经济快不了,沿海也快不了。上海解放前是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非常高的大都市,高于香港,更不要说新加坡、台湾。但是几十年以后,上海破旧了,大大落后于香港,落后于新加坡、台湾。这就给人们带来一个问号,社会主义优越性究竟在哪里?尽管我们内地的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整个比香港、新加坡、台湾都相差甚远。如果中国有一块地方,特别是上亿人口的地方,经济能像他们那样快速发展,那情况就大为改变,人家就不会说社会主义制度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从政治上考虑,将来对收回香港,收回澳门,对台湾与大陆的统一,都会减少那里人们的怀疑和顾虑,增加那里人民对回归祖国的热情。
总之外贸潜力很大。过去我在广东工作期间就想过,如果允许一个企业,一个地方,他们自己进口原料加工出口,这真是一本万利,至少是一本几利。国内有些地方之所以不能生产出口产品,常常是因为没有好的原料,产品出不去或者档次上不去。如果能进口原料,进口材料,企业机器开动了,产品可以出口,除了可以换回它所需要的东西之外,手头还赚了外汇。这种情况最早在广东实行,叫做周转外汇,那时只是给地方,没有给企业。如给广州市若干外汇作为周转,它可以进口原料再加工出口,即以进养出。这样一年可周转三、四次,甚至五、六次,一美元当五美元来用。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过去有诸多限制。
六十年代我曾给中央写过报告,提出把外贸搞活,以进养出。我们在广东就试着采用这个办法。在外贸部长叶季壮【168】同意下,实行外贸包干,即进口多少东西,再出口多少东西,赚来的外汇,地方分成。六十年代初广东经济恢复比较快,除其他原因外,这样做起了很大作用。那时我深深感到,沿海在外贸方面有很大潜力。关键是我们的体制和政策把它卡死了。不是没有机遇,不是没有机会,不是没有可能,而是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1981 年我到天津一些企业考察,也遇到这种情况。天津有许多轻纺工厂,就是缺乏原料,缺乏材料,设备也没法更新,很难进行生产。那时正是调整时期,许多工厂被迫停产。我和他们商量,可不可以进口原料,加工出口?他们认为当然好。当时我就想沿海能不能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后来因为其他原因此事就放下了。
提出改革开放以后,从1981年到1984年,广东开始发展起“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是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一种企业贸易形式】,进口原料加工出口,来样加工,补偿贸易等等,都是利用国内的设备和劳力,来样加工,来料加工,然后产品出口。虽然当时是比较低级的,但水平很快就提高了。广东这个地方,特别是东莞、南海和珠江三角洲一带,他们发展得很快,开始就得益于此,是用这种办法起步的。开始,香港商人到那里,就试行三来一补,逐步逐步就把生产设备转移到国内,把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内。
广东搞了以后,福建、山东、浙江、江苏也都这样搞起来,效果都是好的。所有这些都一再证明,沿海地区的有一个优势有待我们去认识,去发挥。当然,改革开放几年来沿海地区实际上都在这样做,但从整体上作为一种战略,使沿海地区更自觉地向这个方向发展,就必须提高到战略上来认识,来部署。这就是当时为什么提出沿海发展战略的问题。这绝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时兴之所至,而是长期观察、思索、研究得出的认识,是改革开放十年经验的启示,也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沿海经济的需要。
这里有一个问题,我提出沿海发展战略是不是和一位叫王建【170】的同志在1987年提出的“国际大循环”观点相同?有人以为我是受这篇文章的影响提出来的,国外有报刊说我是主张“国际大循环”的。王建同志当时写的是文章还是建议,我不记得了。内容我看过,还批给计委和有关部门去研究。王建同志的“国际大循环”观点和我的沿海发展战略,有些地方是一致的,都要更多的参与国际市场的交换。但这两者出发点不一样,思路不一样,内容也不一样。他主张中国发展轻纺商品出口,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用以出口,换取资金,换取设备,也即进行资金积累,然后再发展中国的重工业和化工工业等基础工业。他这个设想我没有详细研究过,可以说是一种思路吧!我不是这个意思。
(2-09 19:49:01 1关注 0回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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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当时人们居然敢这样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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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赵的就觉得自己发现真相的,有没有看过邓、江、维基相关词条以及剑桥出版的我国近代史?当时就是没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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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要不要移动到仅注册用户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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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https://www.mnr.gov.cn/zt/dj/jgdj/ztjy/jd95/sj/201812/t20181203_2371710.html
关于制止动乱和平反革命暴动的报告:https://mango-press.com/report-on-stopping-unrest-and-quelling-counter-revolutionary-riots/
你们最喜欢的坦克人真相。当然报告数据存疑,但是视频是有的:https://worldaffairs.blog/2019/06/02/tiananmen-square-massacre-facts-fiction-and-propaganda/
另一面: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politics/tiananmen-square-the-failure-of-an-american-instigated-1989-color-revolution/ -
@Primus-Loader 不说别的,就说以下你贴的https://worldaffairs.blog/2019/06/02/tiananmen-square-massacre-facts-fiction-and-propaganda/ 这篇文章就有两处可疑的地方。
第一,该文作者似乎没搞清楚军队两次试图进入北京城。第一次是5月中下旬,被市民和示威者赶回来了。这次的士兵和示威者没有爆发严重的冲突。文章很搞笑的一点是第一次进城士兵和示威者相对和平共处,甚至送饭的照片证明六四士兵是无武装的。
第二,该文声称“By late May, students on the extreme spectrum were openly calling for the removal of Den Xiaoping, overthrow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making Zhao Ziyang the new capitalist/democratic leader of China.” 翻了翻我所有关于64的照片和文件收藏,从来没看到什么要邓小平让给赵紫阳的说法出现在示威者的主张里(如果有,请贴出来),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到了1988年,赵紫阳因为改革搞得一塌糊涂本身也自身难保,民望低落,以至于出现母亲坟墓被挖这种事情。 -
@Primus-Loader 不说别的,就说以下你贴的https://worldaffairs.blog/2019/06/02/tiananmen-square-massacre-facts-fiction-and-propaganda/ 这篇文章就有两处可疑的地方。
第一,该文作者似乎没搞清楚军队两次试图进入北京城。第一次是5月中下旬,被市民和示威者赶回来了。这次的士兵和示威者没有爆发严重的冲突。文章很搞笑的一点是第一次进城士兵和示威者相对和平共处,甚至送饭的照片证明六四士兵是无武装的。
第二,该文声称“By late May, students on the extreme spectrum were openly calling for the removal of Den Xiaoping, overthrow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making Zhao Ziyang the new capitalist/democratic leader of China.” 翻了翻我所有关于64的照片和文件收藏,从来没看到什么要邓小平让给赵紫阳的说法出现在示威者的主张里(如果有,请贴出来),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到了1988年,赵紫阳因为改革搞得一塌糊涂本身也自身难保,民望低落,以至于出现母亲坟墓被挖这种事情。我同意你说的此文章论述问题。我引用这篇文章的并不是支持它的全部论述。我引用这篇文章,只是因为它提供了关于64反对者常常使用的meme“坦克人”的反面视频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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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翻案还是想表述什么,赵紫阳这个人上位的政绩,是大跃进期间否认粮食紧张,说是瞒产造成的,抓农民缴粮食换来的。一开始就是脱离群众的,看他回忆录不如看他做过的报告,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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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54876 匿名版完全不受控的话,估计大部分就会发些这样的东西。说实话还不如之前的a岛呢,人家可是属实产出了不少好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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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54876 我不能认同你的说法,你的质疑不正面指出问题,大跃进时期1959年“一开始就是脱离群众的“和到1987年担任总书记之间已经不是一个历史时期了。原洞主引的篇目也完全不讲文革以前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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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us-Loader 你可以认同“64武力镇压是唯一出路”,当然这也是党的官方说法,但是我可以明确的说我不能认同这一点。如果你有反对意见可以提,而不是只是批判“匿名版块就会发些这样的东西”。
当然,如果你就是单纯的不爽持这类政见的人,我也理解人党同伐异的本质,我觉得你不爽可以自己开一个楼(甚至如果 #316 里面的想法成熟了的话,自己开一个群聊)然后拉拢有相似意见的人。但是我肯定不会使用类似党的“真理部”的部门去清洗发言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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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us Loader 必须要匿名,不要用实名这些外部手段,无价值的言论也是经不起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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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1 我也可以明确的说我不能认同你的不认同。以及我承认说”匿名版块就会发些这样的东西“就是单纯的不爽。我完全理解你们索要言论自由,我看过太多人把这种”自由“当成了神一样的信仰。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绝对的自由最后都变成了藏污纳垢的地方,从比特币到暗网莫不是如此。
以及我不爽在你楼里回复的本质也是你的言论自由,所以我为啥要自己拉一个楼而不是反驳你呢?我反对你的意见就被上升为”清洗发言“的权力,是你的意见太脆弱还是你的言论自由只是你们异议人士自己的双标自由?
另外这种争论肯定是没有结果的,下面说得对,无价值的言论经不起讨论,所以我后面也懒得回复你了。我就是单纯不爽你们这些人,你们说的得,我说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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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不过直接注销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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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不谈“当成神一样的信仰”这句话是不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扣帽子,至少在这里并没有人声称需要的是你口中“绝对的自由”。“绝对的自由变成藏污纳垢的地方”这一论述当然也只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因为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世界上那么多严重缺乏自由的地方盛开着或许更加恶劣的恶之花,所以藏污纳垢和是否自由之间的关系至少并不是像您想象中那么简单的关系。
让你不爽去新开一个楼当然没有任何先天意义上的必然性,这只是社区讨论中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之一,是避免你口中“绝对自由”的现实举措之一,而你却以一种“追求自由”的精神否决了这一行为的正当性,并指责其他人是“双标的自由”,这是否有点太幽默了?
此外,你最后一段的发言尤为可爱,尤其是当你亲自回复他人的内容中出现“所以后面我也懒得回复你了”的时候,更是以一种傲娇的姿态将这段话的幽默感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