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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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82
大家新年快乐。应投票结果，也是按书的顺序，第一次就摘抄“六四”相关的部分内容。由于细节较多，我打算精简之后分两到三次发出来。本次内容摘抄自书中第一部分第一章：八九学潮初起及第二章：4.26社论激化了矛盾。
一、八九学潮初起
“学潮初期是围绕着悼念耀邦【4】开始的。耀邦1989年4月15日逝世，广播以后，当晚北京一些大学的学生就自发地搞起悼念活动。随后就走上街头。而且人数越来越多。这时确有一些学生表现情绪激动，说了一些过激的话，但总的来说比较注意秩序，没有发生越轨的事 ...
4月22日开追悼会【6】时，天安门广场有几万学生集会，这是经过同意的【7】。我们在人民大会堂里面举行追悼会，学生在外面悼念，给他们设上高音喇叭，外面的学生可以听到人民大会堂里面开会的情况。
这就是4·26社论发表前学潮的情况。
为什么学生对耀邦逝世的悼念如此强烈？这有复杂的原因。第一，耀邦的形象好。他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主张改革开放，特别是他为政清廉。当时人们对腐败的意见比较多，借悼念耀邦来表示对腐败的不满。第二，对耀邦1987年下台的方式不满、有气。一方面对反自由化斗争不满意、有抵触，同时对耀邦下台那种更换领导人的方式难以接受，总之为耀邦鸣不平。第三，1988年秋天提出治理整顿【8】以后，改革开放全面收缩，政治改革不见动静，经济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后退。学生对这种状况不满意，用悼念耀邦的方式来表示对深化改革的愿望。当时上街的学生大体是三部分人：绝大部分属于上面说的这种情况；也有一些人是因为对我们工作不满意，借题发挥，闹一闹；当然，也确有少数人“反党反社会主义”，想故意把事情闹大。
...
追悼会结束后，我提出了三条意见：
（一）追悼会结束，社会生活应进入正常轨道，对学生游行要进行劝阻，让他们复课。
当时我觉得学生不管是什么动机，总而言之是借悼念耀邦这个题目。追悼会已结束了，你们也参加了，就没有什么题目了，应当复课。（二）对学生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多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征求意见。学生、教师、知识分子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对打、砸、抢、烧、冲违法行为应依法惩处。
我的这些意见李鹏【9】和各位常委【10】都接受了，并形成了文字。... 4月23日下午，我离京去朝鲜时，李鹏到车站送行，他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说就是那三条。事后听说，李鹏把这三条意见报告了邓【12】，邓也同意。”
二、4.26社论激化了矛盾
但是，后来学潮怎么会闹成那么大的乱子？关键是4·26社论。学生有不满情绪，总会表现出来，即使当时没有闹起来，以后还是要表达。总是有意见嘛！但是学潮闹得那么大，就在那个时候闹出那么大的乱子，就是4·26社论。社论以前和社论以后的情况不同。如果当时因势利导，做好工作，事情根本不会闹得那么大。4·26社论是个转折点。
4 月19日，我就访朝的事情去过邓那里，也向邓谈了学潮的情况和如何处理的意见，邓当时都表示支持。但事情奇怪得很，我离开北京的当天晚上，北京市委的李锡铭【15】、陈希同【16】就找万里【17】，要求召开中央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万里就上了他们的当。万里对学运的看法和我自始至终都是一致的。万里把他们的要求转告了李鹏。我出访期间由李鹏代理主持常委工作。李鹏真是快啊，第二天晚上就召开了常委会。
在李鹏主持下，李锡铭、陈希同极力把学潮情况说得非常严重，他们不顾当时学潮有趋于缓和的情况。... 当时如果接着做些工作，疏导，对话，允许学生提出一些合理的要求，这是很好的机会。可是他们在汇报时竟说“一场全国规模的包括中学生、包括工人在内的大规模行动正在组织发动之中 ” ... 他们把个别学生的过激言论，特别是对邓小平个人的过激言论加以宣扬，把学潮说成是反对共产党的，针对邓小平的...
当时说我的也很多，什么几个孩子搞“官倒”【18】呀，什么运了多少车皮化肥到我的家乡呀。当时在多少万人中间没有人说些偏激、过激的话是不可能的。有十个人说了这类话，你一集中就不得了。李锡铭、陈希同他们这么做，是他们原来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起作用，还是别有用心，我就不清楚了。24日的常委会上把学潮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19】的政治斗争”，并形成了会议纪要。李鹏、李锡铭、陈希同是始作俑者。
4 月25日李鹏、杨尚昆【20】把常委会的情况向邓作了汇报。邓这个人对学潮一向主张采取强硬方针，认为学潮影响稳定。听了汇报以后，邓当即同意把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提出“快刀斩乱麻”加以解决。我4月19日到邓那里，我的看法他是完全同意的。25日李鹏、杨尚昆一讲，邓又同意他们的看法了，因为这和他历来的主张一致。4月25日邓同李鹏等人的讲话，本来是内部讲话。但当天夜里，李鹏就决定把邓的讲话向各级干部广泛传达，4·26日又把这个讲话改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公开把学潮定性为“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其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在我出访朝鲜之前，李鹏、北京市的领导都没有向我说过他们这些看法。我刚刚离开北京，他们很快就召闻了常委会，并直接取得了邓的支持。这就改变了政治局常委原来的分析及准备采取的方针。
...
前面说过，追悼会结束以后，学潮趋于缓和，而且学生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一部分主张复课，这是很好的机会。只要我们进一步做好工作，学潮是可以平息的。但是 4·26社论一发表，情况立即发生了变化，大大激化了矛盾。学生被社论的言辞和政治帽子所激怒。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有计划有目的”等等，学生多年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了，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原来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也被推到了激进的一边。... 4·26社论一发，各方面包括机关都非常不满意，“怎么搞了这么一个东西？”所以4月27日上街游行的人一下子上升到十万。... 4·26社论不仅激怒了学生，机关、团体，民主党派【26】也普遍抵触。他们不理解、抵触，甚至反感。他们认为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改革命运，提出社会热点问题，是可贵的爱国行为。政府不仅不表示爱护，加以引导，反而站到学生的对立面，给他们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以火药味如此之浓的社论吓唬他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反应更加强烈。政府这样做，社会上更加同情支持学生。... 本来布置的一些封锁线，学生队伍走到那里，警察就让路，学生游行可以说畅行无阻。
4·27 大游行的结果说明这么几个事：原来以为4·26社论一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调子一定，学生就不敢动了，结果不仅没有压下去，反而闹得更大了。这说明用无限上纲的老办法，过去很灵现在不灵了，此其一；其二，由于广泛传达了邓小平4.25讲话，学生都知道4·26社论是邓完全支持的，但仍不顾一切地上了街，这说明再靠最高权威的领导人发话也不灵了；其三，北京市刚刚发布示威游行管理办法，提出了严格的管理和限制，也不灵了，等于作废，警察阻挡也不灵了。当时我回到北京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就感觉到，如果不缓解下来势必动武。现在与4·27以前不一样了，学生经过4·27大游行什么都不怕了。他们认为政府没有办法，政府什么手段都拿出来了，就剩下出动军队这一招，而学生当时认为政府是不会出动军队的。所以以后的事就比较难办了。总之，4·26社论对整个北京的事情起了很坏的作用，增加了以后解决问题的难度。
（1-22 1:23:45 30关注 7回复）[洞主] 【4】胡耀邦（1915-1989）：湖南浏阳人。1980-1987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胡耀邦发动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开拓了改革开放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在邓小平以及其他党内元老的眼中，胡耀邦政治上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和事过于宽容。在失去元老支持后，胡实际上已经无法工作；1987年1月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发了几乎有全体北京大学生参加，并且得到全国大学生和北京市民广泛支持的大学潮，持续了整整50天，最后在邓小平调集的几十万军队血腥镇压。
【6】1989年4月22日，中共官方举办的胡耀邦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由国家主席扬尚昆主持，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致悼词。
【7】见下文。赵紫阳：“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我说，中央治丧，学生悼念，我们不能不允许。不能说我们治丧，不让学生悼念，这没有道理。”
【15】李锡铭（1926-）：河北束鹿人。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1989年“六四”事件中以北京市领导的身份，对促成武力镇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93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6】陈希同（1930-）：四川安岳人。时任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1989年“六四”事件中以中共北京市颌导的身份，对促成武力镇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六四”镇压之后，代表国务院发表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1992-1995年任北京市委书记。1998年因贪污罪被判有期徒刑 16年。
【17】万里（1916-）：山东东平人。1977年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推行包产到户政策取得极大成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支持者和领导者。1980-1988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1988年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18】“官倒”是1980年代在中国流行的提法，指官员（或官员的亲友）利用权力，在价格双轨制（官价和市价并存，官价低，市价高）的特殊条件下倒买倒卖牟取利益。这是当时官商勾结进行腐败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六四镇压以后，完全失去了民众监督，腐败变本加厉，小打小闹的倒买倒卖，逐渐为公然侵吞国有资产、侵占土地、垄断关键性行业等大规模的腐败行为所替代，“官倒”一词也随之逐渐淡出。
【19】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是中共1957年“反右斗争”的根据。自此一直为中共所奉行，成为当代中国社会鲜有异议的“天经地义”。
【20】杨尚昆（1907-1998）：重庆潼南人。1982-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198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当时中共党内极具影响力的元老之一。1989年学潮中，杨尚昆开始支持赵紫阳的方针，最后转而选择拥护邓小平的武力镇压决策。
【26】中国除中国共产党外，还有八个“民主党派”，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民主党派”是中共绝对权力的附庸。
[Alice] 妈了个逼的，国贼李鹏
[洞主] 这一段叙述中，赵主要是从自己的视角阐述了八九学潮前中期的一些情况。这一段中我认为比较有讨论价值的内容有三点。一、对学生游行示威的定性二、八九年的大学生和今天的大学生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度及行动力之差别。三、游行示威对于改善专治政府的执政上起到的作用是正还是负？首先是第一点。可以看到，赵对当时学生游行的认识应该说是比较折中的。他相信绝大多数学生及民众是自发地对政府提出值得参考的意见，但也同时相信其中掺杂着伺机搅乱社会局面的人。他的这一判断是建立在对学生群体的口号与行动行动深入的了解之上的（我摘抄时为了缩减篇幅没有全部粘上来）。相反，从邓摇摆不定的意见来看，他是缺乏对具体情况的了解的。他的意见只基于赵、李等人各自转述的情况与意见以及他本人先入为主的观念。应该说，对于一场游行的定性，不对人们的诉求、行动以及背后的原因做具体的了解就妄下判断是十分不恰当的。至于应对民众游行的手段我想在大的方向上市没有什么可争辩的。任何命令军队将枪口指向自己本该保护的民众的人都是最为恶劣的罪人。
第二，我认为六四以来，中共的维稳政策是相当成功的。他们成功的削弱了将社会上最为敏感的大学生群体的政治参与意识以及行动意愿。从书中可以看到，赵认为八九学潮的起因是大学生对于罢免胡耀邦以及政治经济改革停滞的不满。应该可以说，即使加上经济停滞造成的就业困难问题，以上问题对于大学生的直接影响也是小于疫情期间的封校政策的。白纸运动的规模没有进一步扩大的主要原因当然还是政府的弹压并不像当时那么激进，但也不能忽视多数人提出的诉求远没有六四时期“激进”。一言蔽之，在今天的政治风气下，即使是大学生也只有在事关自己时才能召集齐足够的人数进行抗争。
最后，游行示威对于中国的专制政府政策的作用方向似乎就是个抽盲盒的过程。六四事件中，不散的示威者其实将赵逼入了绝境。学生们因为缺乏可靠的信息源和理智的领导者，完全无法对形势做出有效的判断。同样，白纸运动对于解封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也是难以判断的。这一切的原因根本还是在于中共的决策机制是高度不透明的，甚至连作为总书记的赵都没能完全掌握所有信息。因此，我对游行示威这一手段的有效性持悲观态度。当然，我理解在这种集权的政治环境下，政府与民众的对话通道是十分有限的，有的时候游行示威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也是一种情绪宣泄的渠道。
[Bob] 好评，谢谢洞主！
[Carol] 当别人说你反党反社会的时候, 你最好真的反党反社会
[洞主] Re Carol: 说到底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原罪罪就非常的文革，非常的专制帝国。这其实就是变相的大不敬罪嘛。理论都是在推演和思辨中形成又由经验事实证明的，人家说你说的不对，你把人家抓起来就能证明你说的是对的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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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接上回，本次的内容是赵从朝鲜回京后，中共高层内部出现的派系纷争。这一部分有两大看点，一是侧面反映出的中共内部的决策机制，二是赵在面临大幅恶化的局势提出的解决之道。本次内容摘抄自第一部分第三章两种处理学潮方针尖锐对立以及附录二《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即赵紫阳在亚行于1989年5月4日发表的讲话。为了保证故事的完整性，关于“六四”的内容会偏长一些，之后关于经济、政治以及人物内容应该会更加碎片化。三、两种处理学潮方针尖锐对立
4·26 社论的发表，造成了学生大游行，机关、团体、学校、民主党派对李鹏及北京市的领导人一片埋怨和责怪之声。而李鹏决定4月25和26日在北京及各地大范围地传达邓4月25日讲话，也引起了对邓的不少议论和批评。邓和他的家人对这件事很有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因4·26社论造成了4·27大游行，造成了整个社会上各方面对4·26社论的不满意。李鹏不得不让鲍彤又写了4·29社论，并要袁木【30】、何东昌【31】与学生对话。在对话中肯定了学生提出的许多要求，说学生的许多要求同党和政府是一致的，社论不是针对广大学生的，甚至说学生中 99.9%都是好的，搞“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的只是极少数人，这样来缓和学生的情绪。同时他们又十分害怕4·26社论被否定，特别是怕我回国后不支持他们这种做法。李鹏会向阎明复【32】说过（阎明复在我从朝鲜回来后告诉我），如果赵回来不支持4·26社论，他只有下台...
我 4月30日上午从朝鲜回来，李鹏迫不及待地当天就找我... 目的是逼我对他们前段的搞法表示支持。在5月1日的常委碰头会上，虽然我一回国就听到各方面对4·26社论的强烈反映，但因刚刚回国，毕竟情况了解不多，同时也避免弯子转得太陡，因此我不能不一般地对我出国期间李鹏主持的工作表示了一些肯定。但我着重指出，关键是争取大多数... 不要把大多数人放到对立面...。不管原因何在，必须冷静地承认一个严峻的事实，那就是广大人民，尤其是学生、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同我们的认识即4·26社论的调子，有很远的距离。所以我指出要广泛对话，既对学生，也对老师、工人听取意见。对学生关心的定性问题，我当时强调要按照4·29社论的口径作新的解释。“反党反社会主义”搞动乱的只是极少数人，我希望这样实际上就把4·26社论的调子降下来。另外我还指出，要抓复课这个旗帜，因为这也是家长、教师、社会上多数人的要求。同时，只要复课了，情绪就冷静了，局势就稳定了，其他问题也就好解决了。
我从朝鲜回来后，首先从各方面进一步了解情况，先调看了4.27游行的实况录像。5月2日我应民主党派负责人费孝通【34】、孙起孟【35】、雷洁琼【36】的要求，与他们座谈学潮问题。5月5日上午约北大校长丁石孙【37】、北师大副校长许嘉璐【38】谈话，请他们介绍两校学潮的情况及他们的看法... 通过了解情况，我更加感到这次学潮是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同情的，4·26社论以及前一段中央对付学潮的方针是不得人心的。如果不以适当方式对4·26社论松一下口，学生对定性心有余悸，怕秋后算账，矛盾是缓和不下来的。我还感到，如果这次学潮以对话、疏导的方式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平息，可能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改革事业，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反之，如果以暴力镇压下去，接着肯定是一场更大规模的反自由化运动，保守势力将乘机抬头，改革事业将停止、倒退，中国历史很可能出现一个时期的曲折。所以这两种方针将会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邓身上。当时我想，只要他能够稍微松一下口，譬如说这么一句话，“4月25日听李鹏汇报，看来当时把情况看得重了一些，游行也没有出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嘛！”他能有这么一句话，我就可以把局势转变过来，也不会把责任搞到邓的头上。我和政治局常委可以把责任担起来... 我也深深知道，邓历来在这样问题上的态度比较强硬，加上听了李鹏先入为主的汇报，要他改变是很难很难的。我当时急着想直接见邓谈一次我的看法，取得他的认可。我便打电话给王瑞林【39】约邓谈话，王说邓最近身体很不好，很担心到时候见不了戈尔巴乔夫【40】，那问题就大了。所以现在什么事都不要报给他，以免分心。我当时以至今天，都认为他讲的当时邓的情况是真实的！当时邓的身体确实很不好。
5月2日，我曾将我的这些想法告诉了阎明复，请他通过杨尚昆和邓周围的人，把我的想法转告邓。
5 月3日，我到了杨尚昆家里。杨告诉我，他已向王瑞林及邓的子女谈过，他们认为现在修改4·26社论有困难，可以淡化，不要再提它，慢慢转这个弯子... 如果现在找邓，万一邓不同意，反而更难办。在这以后的几天内，也就是按照这个淡化、慢慢转弯子的办法行事。
我 5月4日在亚行的讲话【41】，也是这个调子，既与4·26社论调子不同，也没有直接违背的词句。5月4日亚行讲话以后，杨尚昆又告诉我他同各常委谈话的结果。胡启立【42】、乔石赞成新的方针，李鹏、姚依林反对。万里我直接找他谈过，他完全同意新的方针。这样，常委和列席常委的同志，赞成我意见的占了多数。杨还告诉我，他同彭真谈过，彭完全支持我的意见。当时彭还对杨说，如果将来邓怪罪下来，不能怪紫阳一个人，还有你我，你算一个，我也算一个。意思是表示和我站在一起。
5 月4日我接见亚行代表时就学潮问题发表了一篇讲话。这篇讲话稿是根据我的意思，由鲍彤起草的【dz注：讲话全篇内容见后文】。这篇讲话发表后，得到国内外广泛的赞扬。5月5日以后的几天内，北京各大学陆续复了课。当时在北京的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43】给我写了一个条子，说他5 月4日见到了杨尚昆，杨对我的讲话极为赞同。当时在广泛的赞扬下，李鹏4日晚来我家，也不得不说我的讲话很好，他随后会见亚行会议代表讲话时，也要呼应一下。但后来当我说到4·26社论有问题时，他表示反对。
...
当时这样一个方针，这种做法虽然各方面情况在缓和，大部分学生复了课，但是他们要看下文，《“五四”讲话》如何兑现。当时我想乘缓和时积极采取对话，各方面对话，对学生关心的问题作些解释，把学生中合理的意见吸收过来，对话、疏导、采取具体的行动。
但是，一方面是我和常委几个人和列席常委会的几位同志【44】,采取这一方针积极转弯子，而李鹏等人却极力阻挠、拖延，甚至破坏。所以《“五四”讲话》中对话、疏导的方针都无法贯彻。学生当时虽然复课，但对《“五四”讲话》的方针半信半疑，要看我们的行动。
我当时一方面主张广泛对话，一方面对学生提出的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如廉政问题、透明度问题、民主与法制的问题以及舆论监督等等，要积极采取措施。建议人大建立一个有权威的廉政委员会，独立接受对高干子女违法行为的举报及调查，加强舆论监督，加强透明度，加快新闻法、游行法的制定... 我还提出，专门召开一次人大常委会，听取对几大公司以及社会认为“官倒”严重的几个大公司的审计情况，由人大进一步审查，或由人大直接组织审查。因为在人们心目中，人大的透明度比党和政府还是要大一些。我当时总的想法，就是通过对一些社会上关心的热点问题的改革，一方面来缓解社会上和学生中间的一些不满，把学潮缓和下来，平息下去。并以此为契机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通过这些问题使人大真正能发挥最高权力机构的作用，引导学生把注意力转移到如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来。
5月13日，我和杨尚昆一起到邓家里谈有关戈尔巴乔夫来访问题，也向他谈了学潮的近况，并谈了我的主张。主张对话、抓廉政、抓透明度。他当时原则上表示赞成我的想法，说要抓住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增加透明度他也讲了。当时社会上有很多高干子女搞“官倒”的流言，对我的孩子的流言也很多。所以5月1日下午我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来，请政治局责成中纪委、监察部专门对我的孩子进行调查，后来我又正式给政治局写了一封信，请求政治局支持我的这个要求。当时学生要求解决另一个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是新闻自由问题，我在5月6日找胡启立、芮杏文【45】专门讨论了新闻改革的问题，提出制订新的新闻法着眼点应当是适当放宽新闻报道和言论的尺度。
李鹏、姚依林和北京市的李锡铭他们这些人，对我的上述主张极力加以阻挠、抵制和拖延。他们对我“五四”亚行讲话，开始几天不公开反对，甚至还赞扬几句，但实际上是极力加以曲解、歪曲，说我的讲话同4·26社论是一致的，是不同的侧面。接着让何东昌在国务院召开的几个大学党委书记会议上散布说，赵的讲话只代表个人意见，不能代表中央。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学生中。对于和学生对话，他们更是多方抵制和拖延。本来对话就是要同示威游行的学生对话，但是他们不仅不让学生在学潮中建立的组织选派代表，也不允许由学生自己选派代表，一定要由学生会作为代表来对话，根本不能代表游行示威的学生。
而且他们在对话时不是以诚恳的态度听取意见，讨论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应付学生，像记者招待会上对付外国记者那样，争取在镜头上出现有利于自己的形象，捞取资本，这使学生感到政府说要同他们对话，完全没有诚意。我对这些一再批评，但他们一直置之不理。至于对廉政问题，透明度问题，他们的态度更是消极，连召开人大常委会把这些问题列入议程也遭到李鹏的反对，他为此专门给我打电话，不同意把这些问题列入人大议程。
正因为这样，学生复课后，过了好多天，根本看不到政府有什么行动，对话是应付他们，更没有什么要改革的实际行动，所以他们对我的《“五四”讲话》根本上发生了怀疑。一场更为激烈的冲突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所以现在要回答一个问题：学潮长期不能平息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们讲是《“五四”讲话》暴露了中央的分歧，所谓两种声音。不对！根本原因是我从朝鲜回国后确定的方针（疏导、对话，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从热点问题做起搞政治体制改革），受到李鹏等人阻挠、抵制、破坏造成的。在戈尔巴乔夫来访之前，李鹏有一天对我说：你不是主张用软的办法平息学潮吗？已经这么多天了，没有什么作用吧！他的这句话，完全暴露了他包藏的祸心。他之所以抵制、破坏，使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潮问题遭到失效，其目的是为以暴力镇压学潮寻找借口。
《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会见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二十二届年会代表时的讲话
1989年5月4日
赵紫阳各位到中国来，大概都知道中国最近有一部份学生上街游行。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政局不稳定呢？我想强调指出，学生游行的基本口号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宪法”，“拥护改革”，“推进民主”，“反对腐败”。我认为，这就反映了游行队伍中的绝大多数学生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基本态度：又满意，又不满意。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端改掉。他们对十年来改革和建设的成绩，对我们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是很满意的，但对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是很不满意的。他们要求纠正失误，改进工作。而肯定成绩，纠正失误，继续前进，也正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主张。
有没有人企图利用并且正在利用学生的行动呢？中国这么大，当然难免，总有人希望看到我们出现动乱，总有人会利用，不利用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人极少，但值得警惕，我想绝大多数学生是会懂得这一点的。现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的游行仍在继续。但是，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份的信心。
对学生的合理要求，我想，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应该通过改革来解决，应该用符合理性和秩序的办法来解决。分析一下具体情况就清楚了：现在学生最不满意的是贪污腐败现象。这本来是党和政府近几年来一直在解决的问题，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有意见，而且意见这么大？两个原因：一是由于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监督，以致某些确实存在的腐败现象，不能及时得到举报和处理；二是由于公开化不够，透明度不够，有些传言，或是张冠李戴，或是无中生有。
其实，我们绝大多数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不仅是低工资，而且除了工资以外并没有什么其他收入，更没有什么法定的特殊权利。违法乱纪，搞特权、特殊化的人，有，但并不像人们传闻的那么多，那么严重。当然，腐败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但这个问题必须也只能同完善法制、民主监督、扩大透明度等改革措施结合进行。去年以来，我们在几个城乡地区公开政府的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鼓励群众监督，并建立群众举报中心,作了一些试验。这样，就把惩治腐败同民主、法制初步结合起来了。现在正在继续总结经验，准备在较大的范围和较高的层次上一步一步推开。
对待学生游行这一事件本身，我认为，也同样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在理性和秩序的气氛中解决。现在需要广泛地进行协商对话，同学生对话，同工人对话，同知识分子对话，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对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气氛中，交换意见，增进理解，共同探讨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党和政府准备这样做，我相信，学生会赞成这样做，各界人士也都会赞成这样做。大家都这样做，我们就一定能够达到维护稳定的目的。我相信，这将是新的、更高水平上的团结。在稳定和团结的基础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一定会进行得更加顺利。我对中国的政局的稳定和改革的前途持乐观态度，中国的投资环境将继续改善。
我希望我介绍的这些情况能够有助于你们对中国的了解。
（1-22 17:15:45 11关注 5回复）[洞主] 想了一下以后还是不加注脚了，比较占评论区的地方，应该也不是很影响阅读。有需要的话大家善用搜索引擎吧。
[洞主] 啊，开头的引用号写错了，应该是#105639
[Alice] 好好好
[洞主] 这次没有太多值得提的吧，我觉得主要还是邓小平在党内几乎一手遮天的地位吧。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即便如此，赵对于邓还是很维护的。尽管他和邓政见相左，后来自己的遭遇也与邓脱不开干系，他也没有在录音里埋怨过邓。后来被软禁时也依然试图接触和邓之间的误会，希望邓不要认为他被判了邓。
[Bob] 下一部分#105812 -
https://web.pkuhollow.com/##105812
#105681
“六四”主题最后一段内容。书中这一部分还有两章，会在后续放在其他主题中和大家分享。四、决定戒严和武力镇压
接着我谈一下关于戒严和“六四”镇压的问题。学生在和政府对话完全失望以后，决定乘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期间【49】，发动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绝食。他们认为这是向政府施加压力的绝好时机，为了迎接国宾来访，政府不能不让步。但是学生们错了，他们不知道，他们走得越远，越给李鹏等人主张暴力镇压提供借口。
…
学生绝食，最为强烈的要求是改变4·26社论对学潮的定性。我感觉这个问题已经到了没办法绕开的时候了。这个结子不解开，没有办法使学生停止绝食，开展对话。而如果学生绝食的情况拖延下去，将会发生极为严重甚至无法预计的后果…我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见邓陈述我对修改社论的意见。17日，我就打电话要求见邓。随后，邓办就通知我下午到邓处开会，常委和尚昆都到（当时万里出国了，他每次列席常委会）。我本来是要求见邓个别面谈的，邓决定到他家开常委会，我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好。我在会上先讲了我的意见… 4·26社论引起这么多人误解，一直对立，总有说不清楚或不正确之处。现在唯一能够立即见效的，就是必须对社论定性松一下口。这是关键，可以赢得社会同情。我们给学生脱了帽子，就比较主动了。如果绝食拖下去，死了人，势必火上加油。如果采取和群众对立的措施，很可能有全局失控的现实危险。
在我陈述我意见的过程中，邓的表情很不耐烦，不以为然。
我一讲完，李鹏、姚依林立即站起来批我，把学潮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为我5月4日在亚银的讲话。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们指责我在亚银的讲话。过去他们实质上反对，但是没有这样公开说过，其激烈程度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从两人对我毫无顾忌的攻击，可以看出他们事先与邓之间已经有了默契。胡启立当时发言主张修改社论。乔石没有明确表态。尚昆不赞成修改社论，并且在这个问题上起了不好的作用。他说廖汉生【50】主张戒严，是不是可以考虑戒严？本来尚昆一直是反对戒严的，这时他转述廖汉生的主张，实际上他改变了主意。
最后邓拍板说：事态的发展更加证明4·26社论定性的正确。学潮所以一直不能平息，问题出在党内，出在赵的“五四”亚银讲话上。现在不能再退了，否则不可收拾。决定调军队进京，实行戒严。并且指定由李鹏、杨尚昆、乔石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实施…
我当时心情很不平静，我在思考：无论如何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动用军队镇压学生的党的总书记。
回家后，我愤然让鲍彤为我起草了一封向常委辞去总书记职务的信…尚昆针对我的话说，现在不能提这样的事，人事格局不能动，就是说，我这个总书记不能动。我的辞职信送到中办秘书局尚未分发出去的时候，尚昆就知道了，便打电话再三劝我收回成命。尚昆说，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将使形势更加激化，不能火上加油。我接受他的劝告，18日通知中办，我的辞职信不要发出，后由秘书【52】把辞职信收了回来。
在这里我想说一下，邓召开的这次决定戒严、对学生镇压的会上，外电传说常委开会是三票对两票，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三票二票的问题。参加会议的就那么几个人，作为常委来讲，那天到的常委是二比二一个中立。我和胡启立主张修改社论，姚依林、李鹏坚决反对，乔石中立，没有明确表态。根本没有三比二的问题。当然，如果加上邓、杨，他们不是常委，如果按到会的人算，他们当然算是多数。实在说，没有什么正式常委投票。
…
在 5月17日夜，中办安排中央领导人去医院看望绝食的学生。开始李鹏说他不去，当去医院的车子开动时他又赶来了，原来是他听说我要去医院才改变了主意。5月 19日拂晓去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也是这样。他反对我去，并且还要中办阻止我去。我感到这么多学生绝食将近七天了，中央领导人连看也不看一下，无论如何交待不了。我表示一定要去，别的人不去，我一个人也要去。他看我态度坚决，没法阻止，才改变了主意。但他当时非常害怕，到广场不到一会儿就溜之大吉了。
…
从 5月17日在邓家开会后，李鹏等人的行动有许多很不正常。无论是去医院慰问还是去广场看望学生，他一再阻止我去。我去了一起下车，他一反惯例抢先走在我的前面。他还让人给摄影记者打招呼（事后有人告诉我），叫记者不要拍我的镜头，说以免人事变动后被动。
…
19日我向政治局请假三天，建议常委会由李鹏主持，并拒绝当晚出席宣布戒严令的动员大会。当时，天安门声援绝食的群众大为减少，绝食也改为静坐抗议。北京各大院校的很多学生回到校园，留在天安门广场的大部分是外地临时来的学生。
9日宣布戒严后，又是一次兴奋剂，又把群众的劲鼓起来了。静坐的人增加了，各界支持的人们成群结队涌向街头，特别是实行戒严调军队进京，大大伤害了北京市民的感情。奉命进京的部队沿途到处受到市民的阻挠。成群结队的老太太、儿童躺在街上，使军队被阻在北京郊区，无法进入市内。这种僵持状态差不多有十多天。
我当时考虑，只有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由人大这个权力机关以民主与法制的形式，来扭转这种局面。5月21日，我找阎明复谈了我的这个想法，请他转告尚昆，看是否可行。在这之前，彭冲【55】找我谈过，他说万里在国外，他召开了人大副委员长会议，大家一致主张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他还到玉泉山【56】找了彭真，彭真也赞成这样办。他们已写了报告给中央，要求万里提前回国。
21日下午，胡启立到我家，说人大常委要求万里提前回国的报告现在没有人批覆，搁在那里。我就让胡启立告诉彭冲，由人大党组直接发电报给万里，促他提前回国。胡启立问可否说已经你同意，我说可以。随后我又给吴学谦【57】打电话让他设法把电报发出去。后来据说李鹏又给万里发电报，不让他提前回国，可能是请示了邓，所以万里未能及时回国。
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一场举世震惊的悲剧终于未能避免地发生了。
（1-23 23:17:05 13关注 6回复）
[洞主] 稍微再补充一小段之后一章的内容，一遍说明为什么19日以后赵没能采取任何行动。
五、邓的拍板不具合法性质
我想再说一个问题，就是由于北京发生的这一场政治风波，我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他们是如何对待我的。
我拒绝出席5月19日宣布戒严的大会。这个行动大大地激怒了邓和其他一些老人。20日邓在他家里召集陈云【58】、李先念、王震、彭真、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等人开了一个会。当然没通知我参加，也没有通知胡启立，他也没能参加。听说王震在这个会上大骂我是反革命。李先念说我是第二个司令部【59】。最后邓拍板撤销我的总书记，并且说待以后经过必要的手续再对外公布。就这样没有人告诉一声就让我靠边站了。
这不能算是政治局常委会议，因为政治局常委中有五人，只到了三人。胡启立未被撤职，我在开会前也未被撤职，还是常委。常委中有两人不通知就做出这样的决定。我认为这件事恐怕不能说是合法的。
我在19日至21日请假三天，并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已经把我免职了，当然也没有什么人找我联系工作，重要的信息渠道被切断了，把我和外界隔离了。
[洞主] 对“六四”部分做一个简短的总结吧。可以看到在那个年代，中共顶层除邓以外的改革派和守旧派整体来看是旗鼓相当的。然而，邓本人即使退掉了许多职务，他依然是党内绝对的最高权力者。一切他同意的事情都能够顺利进行，一切他反对的事情都无法继续。跟毛相比，邓无疑要好出太多，但他对法律的蔑视以及权力的执著依然是现代社会无法容忍的。可以看出，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带来的繁荣和盛唐没什么本质的区别：中国盼来了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位青天大老爷，而邓小平又恰好不那么残暴无知。
[Alice] Re 洞主: 好奇陈云期间干啥了，就知道六四后他说邓是党的头子
[洞主] Re Alice: 后面有讲陈云的，但是没提他在六四期间的作为。不知道是他保持了中立还是赵有意维护。赵认为虽然陈的经济思想和他不同，但是陈的出发点还是好的，还是为国为民的。
[Bob] 下一部分#105856
[洞主] Re Bob: 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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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812
看到大家好像对紫阳先生的政治经历和认识更感兴趣，就先挑了一段我认为再高明不过的政治宣传，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短语的使用。另外，由于他的政治思想生根于经济思想，我认为之后还是先介绍他对经济发展的认识，再介绍他对政治改革的意见更为恰当。以下内容摘自第四部分第四章：四、筹备党的十三大
在起草政治报告的问题上，我想主要讲一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提法。不少人的印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是我在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其实不然。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有了这样的话；“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胡耀邦在十二大报告中重申：“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目前还处在初级阶段”。但这两次的论述，对这一论断的含义内容，以及这一重要论断与我国各项政策的关系没有论及。而当时的重点在于强调以下观点：“毫无疑问，我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一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所以这样一段话是指明，即使是初级阶段，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我们就能够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起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为了回答一部分人怀疑我国是不是社会主义，能不能搞社会主义的问题。
大家知道，1979年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有人在回顾反思过去我们党多年来左倾错误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过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革命胜利后，是不是有条件搞社会主义；是不是应该搞新民主主义，以及我们国家现在能不能称为社会主义？这个观点当时就受到中央的批评。这个论断主要是对这种思想而讲的。所以以上两次提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字，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后来到1986年9月，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中，提到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公有制占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说，这一次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和改革开放，和我们实行的政策联系起来了。但是，这个文件主要是讲精神文明建设，对其它问题也没有展开论述。在我的回忆中，上述三次提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字时，并没有引起讨论，公布之后也没有引起注意，人们印象比较淡薄。
十三大政治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之所以引起国内外强烈的反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是因为报告中把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作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基础。我自从1987年初组织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以来，就设想这个报告不仅要进一步提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和措施，而且要为在我国之所以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找出理论根据，并且加以阐述。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大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大大地加速了各项建设事业；显著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极大增强了国家的实力，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但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论根据是什么，一直缺乏很有说服力的说明；一直是广大干部和各方面人们关心的。一方面他们对改革开放竭力拥护，积极实行；另一方面，心里并不踏实，担心将来又发生方向路线问题。所以对于改革开放的正确性，虽然在实践上已被证明，还必须在理论上作出有力的说明。
...
但是，我们已经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对一直遵循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中国人民，究竟应该给个什么说法呢？一种说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搞早了，该退回去，重搞新民主主义；一种说法是，中国未经资本主义发展就搞社会主义，现在应当进行资本主义补课。这两种说法虽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必然会在理论上引起很大争论，很可能在思想上造成新的混乱。特别是这样的提法不可能得到通过，搞得不好会使改革开放事业遭到夭折，因此不能采取。
我在1987年春季考虑十三大报告时，很长一个时期就考虑这个问题如何回答。在思考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最好。它既承认、肯定了我们已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同时由于它是个初级阶段，完全可以不受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约束；可以大胆地调整超越历史的生产关系，从越位的地方退回去，实行适合我国社会经济水平和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各种改革政策。尤其重要的是，它不是个新提法。如上所说，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和十二大已经毫无争论地、不知不觉地被接受下来了。现在只是把它作为从理论上阐述改革开放政策的依据，不会引起很大争论，容易得到通过。
（1-24 20:21:02 10关注 3回复）
[洞主] 前些年我曾经选过一门叫中国古代文化的通选课，其中老师就提到古代官僚制度上经常犯的一个政治错误，就是无缘无故的做一些名义上的“贬官”。什么叫名义上的贬官呢？古代中国的地方行政划分有时采用两级的（如最经典的郡县制），有时又采用三级的（如州郡县等）。随时局变化，有时朝廷会对这些区划做出调整，比如把一州内的郡合并统一管理。这个时候，有的皇帝就会犯蠢，非要把这个新的行政区划称为郡，原本的知州就变成了郡守。虽然实际上没什么变化，但原本的知州就矮了人一头，造成了许多不满，历史上甚至也出现过因为这种事造成一时的动乱。
与之相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标语的使用则是在实质上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在名义上与之前又保持了一致，避免了官僚体系内以及社会上的思想混乱。考虑到当时中共内部依然在蛰伏的文革思想，这一标语无疑为改革开放的推进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说来惭愧，我早先一直以为这个提法是邓搞出来的，还给了他不低的评价。我之前对紫阳先生的印象是一个在政治上有些天真的优秀经济学家，所以才导致了他最后凄惨的下场，但看来这个印象是完全错误的。他不仅是个优秀的经济学家，更是一个天才级别的政治家。如果说作为政治家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他还有着作为一个人的良知。不然他在学潮问题上只要紧跟邓的脚步，他总书记的地位是十分稳固的，之后不会有长者什么事。
[Alice] 感谢洞主的转载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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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856
今天分享经济思想主题的第一篇：“经济效益”。以下内容摘自第三部分第四章：探索经济建【设】的路子
自从文革结束以来，我在四川工作的时候，就着重对经济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我的脑子里逐渐形成了两个概念。一个是过去搞经济的那一套方法，表面上速度不慢，但效益极差，人民得不到实惠。第二个就是，现有的经济摊子很大，存在极大的潜力，但原来那套办法却不能把潜力挖出来，必须另找出路，对原来那种办法进行大的改革... 在1981年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我讲了这么一段话：“千方百计地提高生产、建设、流通多个领域的经济效益是核心问题”。接着我回顾了建国以来我们经济建设的问题。1980年同已经完成了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8.1倍，国民收入增长4.2倍，工业固定资产增长26倍，全国人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只提高1倍。可见，固定资产增了那么多，而工农业总产值却没有相应增长，国民收入没有相应增长，人民消费水平增长就更少了。这些年来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的速度要低得多，人民生活提高的幅度又大大低于国民收入增长的幅度，而工业资产增长却很多很多。这说明我国经济建设的效益很不理想，人民生活的改善与人民付出的劳动不相适应。因此我认为，我国经济的症结是经济效益的问题，而不是表面的产值增长速度。
接着我在1982年天津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会议上，就着重谈了经济效益问题。我指出，在工业生产上长期不注重效益，盲目追求产值和增长速度，办了许多蠢事，常常是“工业报喜，商业报忧，仓库积压，财政虚收”，最后靠银行发票子来补窟窿，致使国家和人民受实害。在这次会议上我讲经济效益问题，提出了一个观点，也可说是一个公式，即：要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和物资消耗，生产出更多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前半句讲尽可能地节约，劳动和物资消耗尽量减少；后半句讲要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关键是产品必须符合社会需要。否则生产的越多，浪费就越大。工厂追求产值，生产出大量无人买的东西，压在仓库，最后是报废，这样的事太多了。
（1-25 16:51:28 9关注 5回复）[洞主] 经济思想和实践上的内容相互之间独立性比较强，另外dz本人也是经济学学生，对内容分割也更有把握一些，所以每一部分的内容少一些，相信也会更容易阅读。也是同样的原因，我在文中加粗了一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内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阅读过前数理化时代的经济学著作。从我个人不算多的阅读经历来说，我认为很多这类著作读起来让人觉得非常的空泛，其中主要原因是他们的推论往往缺乏根本性的依据。那个时候由于计量经济学尚未得到发展，很少有经济学家懂得怎么处理统计数据才能得到相对稳健的结论，所以也导致他们对统计数据是完全不信任的，也不屑于使用。
这就导致他们提出的一些观点是不可证伪的，而两个针锋相对的观点有的时候在逻辑上又都能说得通。这样的结论总是让人半信半疑的。
紫阳先生的叙述当然也没有计量结论在里面，但是这段文字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两个字：踏实。我们看他的逻辑过程是怎样的：基于最简单的原始统计数据（工业生产值、工业固定资产、国民平均消费水平），我们发现生产和消费是不匹配的。具体而言，国民付出了更长的工作时间以及/或者消耗了更多的资源，但他们的生活水平却没有提高。这就是说：虽然经济增长了，但老百姓却没有得到实惠。这个论述使用的数据和方法都很简单，但是逻辑清晰、结论坚实，出发点又是为老百姓着想的。
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发现地方官员的考核（疫情时期除外）还是唯GDP论的。唯GDP论也就是只关心文中提到的“表面的产值增长速度”。那么为什么还要搞唯GDP论而不考察经济效益呢？我能想到的原因无非是因为GDP是一个非常方便的指标，做一下加减法就能算出来，而经济效益却是一个相对复杂的东西，并没有哪个单独的指标能够完全的体现一地的经济效益。其实不光中国，全世界都还是习惯于用GDP以及人均GDP作为衡量一国经济表现的依据，但这其实是不完全正确的。
那么地方官员盲目追求产值的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呢？这个话题我们放到下次，随着这一章里的相关内容再聊。
[洞主] 今天琐事比较多估计要停更一天（虽然也不见得有人在看）
[Alice] Re 洞主: 有人在看的。前面的洞加了向后指针，就只用收藏第一个洞了，所以后面的洞收藏会少很多
[洞主] Re Alice: 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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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918
#赵紫阳回忆录经济思想主题第二篇：“市场经济”。本次内容摘自第三部分第四、第七章。
探索经济建【设】的新路子
如何才能提高经济效益，如何才能使工厂生产出社会需要的、适销对路的商品？这涉及到许多方面，但从根本上讲，涉及到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问题。要靠调整经济结构和改革经济体制来解决，否则没有出路。我之所以长期对经济体制改革产生兴趣，以至努力探索并致力于这项改革，就是为了根除中国经济的弊端，是有的放矢的。我如果没有对中国经济弊端的认识，就不可能产生要求改革的想法。当然如何进行改革才能根除中国经济的弊端，我开始的认识是很肤浅的、模糊的。开始提出的改革办法，许多只是治标而不能治本。真正认识到要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根治中国的经济弊端，经济必须市场化，必须解决产权问题，是经过长期反复实践才逐步总结出来的。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提出走出一条新路子，就不会有以后改革的过程，更不会有今天的认识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在198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经济建设的新路子，对于以后的经济改革有重要的意义。
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
从我下台以前在中央主持经济工作十年的经历来看，所谓逐步过渡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个是主要的方面，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逐步生长、壮大一种新的经济，即市场经济。如随着农村改革的开展，国家对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减少，绝对数量有所下降，随着农业的增产，所占比重更是逐年减少。由农民进行市场调节交易的，或者超产由国家加价收购的数量越来越多。
到了1985年，进一步取消了对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整个农业除棉花和少量产品外，基本上实现了市场调节，脱开了计划经济的范围。乡镇企业的兴起，工商业个体经营放开，允许私营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外合资企业，外资独资企业，一开始就是在计划经济以外，完全由市场决定的市场经济部分。这一部分市场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几年来蓬勃发展。由于他们的机制活力大，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国有经济和原来的集体经济。他们既为中国经济带来了繁荣，也在中国大地上成长出来一种新的经济一一市场经济。
因而出现了一种情况，即在计划经济模式还没有作大的、根本改革的情况下，中国整个经济中市场经济成份一天比一天多，所占的比重一天比一天大，整个中国经济体制的性质也在一天一天由量变到质变。这是中国改革的最大特色。中国经济的改革，既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又保持了政治稳定，这是根本的原因。
以上是主要的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对计划体制内的那一部分，也逐渐地加以削弱缩小。当然不是一下子改掉，而是开始的时候变动不大，小量地改变，以后逐步逐步地加大份量。虽然比前面所讲的这是次要的方面，但它也起了不可忽视的配合作用。如改革以来实行的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等许多政策和措施，在计划改革方面逐步缩小直接计划，扩大间接计划的比重，逐步压缩国家的统配物资，扩大企业自行销售的品种和数量。国家统配的重要物资，超产部分允许企业自行销售，计划内的也允许一定比例的自销。还有对企业实行承包制，以及放、调结合逐步进行价格的改革等等，都对体制外生长的那一部分市场经济，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
总之，当时有两部分，一个是计划体制外的市场经济，一个是计划体制内的计划经济。我们一方面扩大计划外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逐步缩小计划经济的比重。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情况下，势必是此消彼长。计划经济缩小减弱，市场经济就得到扩大和加强。当时市场经济部分主要是农业、农副产品、轻纺工业、消费品工业，而属于生产资料生产的，基本上掌握在国营企业手里。
一个消费品，一个生产数据【dz注：按语境理解应该是指生产资料，很奇怪】，如果控制生产【资料】生产的企业不削弱、不缩小，不分出一部分投入市场，新生长起来的那一部分市场经济就无法继续；如果生产【资料】生产的那一部分，一点也不允许自销，一点也不允许进入市场——如果把小煤窑、小水泥也都统管起来的话 ——那新生长的市场经济将会因缺乏原材料而遭遇到极大的困难。所以十几年来对计划内经济体制的改革，对国有企业机制的改革，尽管都没有触动根本，但从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个意义上看，它起了不可忽视的良好作用。
过去曾有人把这种逐步过渡的渐进改革方式，批评为“缺少整体规划”，“缺乏全面配套措施”的“走一步看一步”，“没有远见”，“盲目性很大”等等，现在这样批评的人少了。但他们所指出的两种体制双轨运行下所产生的种种弊端，确实是不可忽视的。当这种负面影响超出了社会能够承受的限度时，那就会爆发问题。这只能由经济和政治体制进一步改革来加以解决。这种对旧体制进行根本改革的条件，在几年以前就具备了。两种体制、两种运行轨道长期并存，终究负作用很大。一开始采取渐进过渡的办法是对的，但不能长期这样。
（1-27 20:43:07 5关注 3回复）[洞主] 上一次提到，唯GDP论的考核方式会扭曲地方官员的激励。怎么解决呢？最简单也最节约的方法就是放权。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官员的权力和责任都超出了他们所能掌控的范围。让一个政府团队去掌握一整个地区经济中的所有细节本身就是不现实的，让一个个企业自行决定是否生产，生产多少才有可能得到一个有效率的结果。这些结论的理论依据有一般均衡理论以及科斯定理支撑，实证上也有改革成果支撑。至于官员的考核应该如何完成是一个完全不同领域的话题了，我也并不了解发达国家的官员考核制度。也许高政策透明度前提下的民意调查是一个方向。
在改革上，赵是坚定的渐进派，看来宣传口前些年一直挂在嘴边的摸着石头过河基本延续自他的风格。这一风格我认为有两方面的考量：一是给民众理解的时间，二是在政治上保持稳定。就前者而言，经济学理论通常不太重视这种冲击后的“转型期”，因为给定理性人等假设，转型期后总会走向一个均衡。回到现实中，只要政策是好的，那么就算民众最开始需要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其中可能会有一些混乱和倒退），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比之前要好的。
但是，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下，这个转型期对于改革来讲可能是致命的。这就是第二点，也是渐进式改革最大的必要性。要知道，中国的经济改革自始至终都是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的。当时即有以陈云为代表的计划经济支持者，也有以李先念、李鹏为代表的，对赵有私人恩怨的阴谋家。在这种环境下，改革若是带来一点问题，他们就会群起而攻之，势必要尽全力攻击赵、攻击改革。其中，之后的“价格闯关”就是最好例子之一。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政治改革的不彻底已经开始拖经济改革的后腿了。
[Alice] 支持dz！
[洞主] Re Alice: 感谢支持，下一篇#106087 -
https://web.pkuhollow.com/##106087
#106047
#赵紫阳回忆录经济思想主题第三篇：“国际贸易与比较优势”。本次内容摘自第四部分第九章：扬长避短发展贸易。
扬长避短发展贸易
我国多年来经济建设效果不好，费力大，收效小。除经济体制的原因外，闭关自守，自给自足，国内平衡，把自力更生精神绝对化、意识形态化、政治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拿农业来讲，农业如果效益好的话，首先一条原则，就是因地制宜。这块土地上适合于种什么就种什么。但长期以来，我们不能这样做。
有件事对我触动很大。那是1978年的事，当时我还在四川工作，带了一个代表团到欧洲访问。去了英国、法国，回来路过希腊，还到了瑞士。我首先到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这是世界有名的、经济很发达的地方。但这里气候很干旱，而且夏季不下雨。这种情况按我们的思维方式，为了种粮首先要改天换地，大兴水利。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种葡萄和其他耐旱的各种作物，在此基础上就酿造成了享誉世界的法国葡萄酒，农民相当富裕... 他们为什么能这样做？因为他们不是封闭的，靠对外贸易，发挥自己的优势，他们的东西出口，需要的东西就进口。
1981年我已经到了北京，有次去兰考县【154】与农民座谈。那里是沙土地，非常适合种花生，而且产量很高。但由于“以粮为纲”【155】，粮食要自给，不允许种花生，只好种玉米，而产量却非常低，农民对此意见大得很。再说山东的鲁西北，主要是盐碱地，这种盐碱地除少数严重的地区外，很适合种棉花，其产量还不很低。但多年来不允许他们种棉花，只能种粮食。结果越是强调种粮食，粮食产量越低，农民越没饭吃；越没饭吃越强调种粮，恶性循环。
1983 年我和山东的同志谈过，鲁西北是不是可以种棉花？他们说，那当然好，问题就是没有粮食。后来和他们商定，鲁西北改种棉花，把棉花卖给国家（当时国家大量进口棉花），由国家供给他们粮食。结果仅仅过了一、两年，那里就翻了身，棉花大幅度增产。有一段，大概是1985年吧，棉花多得成了“灾”，卖不出去了。那里农民收入很快提高，农村情况也大为改观。因为种棉花就有了棉籽，棉籽榨油后又是很好的肥料。那些非盐碱种小麦的地，因为有了肥料，产量也大为提高，两头都好。当地那时有一首民谣：一亩小麦吃饱饭，半亩棉花做贡献。过去一亩半地种小麦还吃不饱，现在一亩就够了，而且还把棉花卖给国家。
山东、兰考之所以能做到适合种什么就种什么，是因为我们实行了开放政策，从国外进口了大批粮食。那几年每年进口千万吨。农业只要做到适于种什么就种什么，什么效益好就种什么，农业就可以大大提高。如果不开放，什么都自给自足，把自力更生绝对化，这一切也就谈不上了，这种情况全国比比皆是。多年来农业费力大，一直上不去，一是吃大锅饭，再一条恐怕就是自我封闭，不能因地制宜，结果事倍功半。多年来把那些不适合种粮食的土地硬要种粮食，因此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农田基本建设是需要的，水利也是需要的，但是如果能够因地制宜，就不需要统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了。而已经修了的水利设施也可以用在十分必需的地方，水利效益也会大为提高。
再说工业。别的不讲了，只讲这么一个例子。多年来我们搞工业都强调“不搞无米之炊”，所以一切都得从原料、从头搞起。比如办钢铁，首先就要找矿、选矿，还要搞焦煤，再修铁路，然后炼铁、炼钢、轧钢，再造各种机器设备。但我们是个贫矿国家，矿石含铁量不高，用很多矿石才能炼一吨铁。我们的铁矿、煤矿主要在西部，因此要从很远的地方运送原料。这样，我们搞一个炼钢厂周期要多长？建设规模要多大？投资周期要多长？资金回收率多慢？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学聪明了，矿石干脆从加拿大、澳大利亚进口。这些国家都是富矿，价格也便宜，而且用船运要比国内的火车便宜省事多了。还有沿海的一些城市干脆从后面搞起，先搞轧钢，钢锭从哪里来？进口。一轧钢马上就有了效益，可以销售，资金很快收回来，然后再往前搞炼钢，没有生铁也是从国外进口。这样建设周期短、资金回收快，条件就是要开放，要进行国际贸易，进行交流。过去我们这方面确实是费了老大的劲，但是经济效益实在是差。后几年为什么发展这样快？就是这样搞起来的。
...
所有这些都说明，有了开放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以己之长通过贸易来补己之短。所谓扬长避短，必须搞贸易，融入国际市场进行交换。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民族，总有他的长处。穷也有他的优势，劳动力便宜，这就是很大的优势。劳动力便宜，国际竞争力就强。进行国际贸易，就可以拿我的长处来补我的短处。如果闭关自守，万事不求人，结果就不是扬长避短。过去我们吃这个亏实在是太大太大了。我越来越认识到，一个国家如果闭关自守，不融入国际市场；如果不通过国际贸易扬长避短，这个国家必定落后，根本不可能现代化。
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在开放的问题上对引进国外技术，引进国外资金，引进国外经验讲得比较多，因为这些年我们得益很大，但是对通过贸易来扬长避短，通过贸易来发挥自己的优势，似乎讲得没有那么多，而我认为这个问题关系极大。十多年来我们国内的经济发展得益于这个方面是太大太大了。如果没有进出口贸易的扩大，我们的建设是不可能这样快的。
（1-28 13:08:55 9关注 4回复）
[Alice] 这是斯密的绝对优势思想
[洞主] 这次的内容结合了非常基础的比较优势和国际贸易理论以及中国改革过程中的实际例子，相信是比较好理解的。到前些年，可以说以上的论述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常识中的常识：没有国际贸易和对外开放就没有中国今天繁荣的经济。除此之外，我认为比较有意思的有两点。一是关于加快资金回收速度的方法，二是“穷国”发展的方针。首先，从产业链尾部开始进入国际市场的想法是非常巧妙的。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资金（尤其是外汇）是非常缺乏的。另一方面，这种工业部门的产业链尾端通常是劳动力密集的，而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正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这种从后往前的发展模式无疑是非常合理的。像这种细节性的内容基本是不会出现在理论模型中，至少对我来说可以说是耳目一新的。
另外，沿着“穷国”发展这条线，我们想想关于以廉价劳动力进入国际市场还有什么观点？是的，现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常讲，剥削会通过全球化从一国内的剥削转而成为强国资本家对弱国劳动力的剥削。我觉得应该承认的是，资本利得经常是要远超工资水平的，也可以说工资水平通常是低于工人创造的价值的。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发展中国家工人在牺牲自己当前工资的前提下，大幅提高了自己在未来的生活水平。我觉得这两个事实是可以并列而不冲突的：一方面，资本由于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付给工人的工资往往是低于他们所创造的价值的；另一方面，廉价劳动力给了穷国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而扩大的市场允许该国发挥他们的比较优势，从而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给定相对合理的分配和再分配机制，该国的所有国民都有获利的机会。
[洞主] Re Alice: 绝对优势也是比较优势的特殊情况嘛。要说的话其实应该说是专业化理论，毕竟没有提及与其他国家生产能力的直接比较。
[洞主] 感谢这段时间一直关注的朋友们，之后一段时间事情比较多，更新频率会降低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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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7
#赵紫阳回忆录
经济思想主题第四篇：“物价问题”。本次内容摘自第五部分第二章市场抢购和银行挤兑的出现。市场抢购和银行挤兑的出现
1988 年全国有个热点，即对物价问题反应较多。物价问题本来是在改革中间完全可以避免的，1987年物价上涨7%，不算很高，但比前几年是高了一些。1988年第一季度物价继续上涨，主要是食品价格。这一方面是由于连续几年农业情况不太好；另方面我们在措施上也有些问题，没有完全按价格律办事。粮食价格提高了，而肉、蛋未相应提高，供应出现紧张情况。因而1988年春节期间有些城市又想恢复定量供应。当时如果一方面及时调整农副产品价格，另外一方面对城市居民适当补贴，问题本来是可以解决的。
但当时有一种想法：感到几年来物价年年上涨，加起来，幅度也不小，群众议论较多。我们只是被动地进行调整，而整个物价并没有理顺。因此，考虑能不能干脆有意识地拿出几年的时间，以物价上涨的一定幅度为代价，把价格理顺，过价格改革这一关；同时相应地提高职工的工资。这个想法有当时的原因，也有一定道理。但现在看来不够现实。几年来我们脑子里一直存在一个问题，总感到两种体制并存、两种市场并存、价格双轨制并存，产生许多摩擦，以至带来腐败，市场也不能规范化。总想统一规划一下，尽快结束两个体制并存的状况。
当时还认为，前些年改革，把容易改的都改了，效果也是好的，剩下的都是困难的。现在就要攻难点、要攻关、要知难而进，不能知难而退。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些难点不攻下来，改革不仅不能前进，而且会倒退。现在看来这种想法没有认真地回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怎么走过来的。关于这一点我另外再详谈，这里简单地说一下。
这几年我们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实际上是采取一种逐步过渡的办法，更多的是采取在计划经济之外，培育生长、发展一种新的经济，即市场经济。国民经济有了两块，然后我们逐步增强、扩大市场经济这一块；逐步削弱、缩小计划经济这一块。这两块都是配套的。市场经济这一块政府不直接干预，特别是不用行政手段干预。产品是自由处理，价格也是自由的，完全由市场调节。市场经济这一块的企业个体户也好、私营也好、合资企业也好，都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属于计划经济这一块的基本上处于国家计划管理之下，价格由国家规定。当然也有一部分由他们自己支配的产品进入市场，但主要不是市场调节，国营企业也没有真正的自主权。
那时属于市场这一部分，价格是放开的，由他们自己定。属于计划经济这部分由国家规定，或者给企业一些权利，但仍受国家的约束。市场经济这部分企业工资是自由的，由企业自己定。计划经济这一部分工资还是由国家规定，或是给企业一些权利，但还是受国家约束。几年的情况是，市场经济这一部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计划经济这一块逐渐缩小，但在1988年时仍占60%以上。
这两种经济体制并存虽然有矛盾、有摩擦，甚至产生腐败。但总的来讲比之过去经济增加了活力。特别是市场经济这一部分，非常活跃。当时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不断扩大市场这一块，继续缩小计划这一块。对于国营大中型企业，也不能通过一次体制、价格、工资的改革，一下子就转入市场经济；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转过去，从计划、价格、企业机制甚至所有制，逐步进行改革。这样搞，比较稳定，风险也少，社会上也容易承受。其实过去几年我们就是这样搞的，但不自觉，脑子里总有一个想法，我们讲过价格改革是关键，归根结底是要搞企业改革。总想什么时候条件具备，采取一种办法，一次或者分几步，把国营企业改过去。这实际上就是说，市场经济这一块生长、发展是预备、是序幕，最后要攻关。
...
提出这个问题以后不久，我就感觉到这种想法简单了些。所以我接着又提出，价格改革、工资改革，归根结底离不开解决企业的效益。企业没有效益，消化不了，改来改去，轮番涨价，搞了一圈等于不搞。这就是说，价格改革，工资改革能不能成功，决定于企业的承受能力，看企业能否消化，归根结底是企业效益。要解决企业的效益问题，这就要改进企业管理，提高技术水平，最后要解决企业的机制问题。当时曾提出，要解决承包制的竞争，要把乡镇企业的机制引入国营企业；逐步解决大中企业也能放开经营、自负盈亏。后来又提出股份制，提出合资嫁接，把外国的资金、管理、技术嫁接过来，使国营企业转为市场经济的机制。
这些问题的提出，就说明价格改革不是个简单的问题。8月前后，我就有这样一个观点，价格改革、工资改革的成功，取决于整个改革的深化。这个问题从价格工资问题提出，转到整个改革，整个国营大中型企业要过渡到市场经济，这就有个可操作性的问题，原先那种设想很难行得通。这属于指导思想的问题。
另外具体工作上也出现了毛病，就是对价格改革过分渲染。本来价格改革设计是不是合理，这固然是个问题；而事先大肆宣传，没有考虑到人们的心理状态。本来 1987年经济形势比较好，到了1988年市场紧张，主要是心理因素。国外对这种现象称之为对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虽然老百姓知道政府准备今后大涨价，也知道政府会有补贴，生活不会降低，但他们有大量储蓄，那么大的现款储蓄，这就有个保值的问题。而当时我们又没有及时提高银行利息，解决保值储蓄问题。所以老百姓就抢购物品，用实物来保值。这主要是心理因素，我们当时虽然再三宣布提高物价不会使群众生活水平降低，但没想到老百姓有保值的问题，这也是个常识问题。而我们当时缺少经验。8月份在北戴河讨论物价改革问题，报纸上就大肆宣传说要攻物价关，要闯关。说提高物价改革方案已定了。这样老百姓就急了，于是发生到银行提款、抢购商品的情况。
总的说，一个是物价改革方案思路不对头，另一个是具体工作出现了很大的纰漏。发生了挤兑抢购、市场紧张现象，于是一下子感到经济形势不好了。其实当时经济形势问题并不大，也不是1988年发行票子过多，主要是心理因素，人心恐慌。当然过去几年经济发展过热，货币发行过多，经过87年虽然有所缓解，但并没有完全解决。人们手里没有实现的购买力还有很大的数量，变成银行存款，数目我记不很清，大约有万亿元吧。心里恐慌了，就去银行挤兑，去市场抢购。这不是87 年、88年的问题，而是由于物价改革宣传不当造成的。如果当时宣布价格改革停止，同时提高银行利息，实行保值储蓄，人心会稳定下来；同时再压缩几百亿基建，节约几百万吨钢材，经济不会有什么问题。
当时财经领导小组曾向国务院多次提出，尽快提高银行利息，实行保值储蓄。但国务院李鹏、姚依林他们担心银行利息提高，国营企业的贷款利息不能相应提高，银行利息负担太大，不好办。犹豫了一段时间，当然后来保值储蓄还是出台了。事实证明，保值储蓄的措施一出台，银行储蓄很快就回升了，从1988年第四季度开始回升，1989年一季度回升更快，形势很快就稳定了。这也说明1988年经济方面并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主要是处置上出了一些毛病，不是真正出了大的问题。如果说通货膨胀也不是加剧了，而是人心恐慌，把几年来积蓄在手头的票子取出来购买东西，一时表现的好像通货膨胀加剧了。实际上87年以后通货膨胀减弱了，当然没完全解决。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2-01 20:35:05 4关注 1回复）[洞主] 这次没有太多想说的。核心就是，中国的货币问题固然有其经济体制带来的独特性，但显然没有超脱一般性的货币理论框架。经济学的理论总是根据实际情况简化总结得出的。不考虑一般居民、企业行为的政策总是难以成功的（这是卢卡斯批判为宏观经济学带来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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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361
#赵紫阳回忆录
好久不见，这次应该是经济主题最后一篇了。本次内容摘自第三部分第十一章探索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探索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关于沿海发展战略问题。这是1987年秋天到1988年1月初，我经过对福建、广东、浙江江苏等地较长时间的考察，同当地县、市、地、省干部座谈，又同中央有关部门充分交换意见，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问题。主要内容是：沿海将近一亿到两亿人口的地区，在战略上应发展外向型经济，充分利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机会，加快沿海经济发展。具体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沿海地区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利用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机会，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者劳动密集和知识密集相结合的产品。
（二）要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国外进口、最终产品在海外销售】，大进大出，资金、设备和产品销售放到国际市场上，即从国际上进口设备、原料、材料，引进资金，在国内加工生产，然后销售到国际市场去。两头在外，大进大出，随进随出。
（三）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时，要充分发挥乡镇企业的作用，使之成为生力军甚至主力军。这就是说，充分强调乡镇企业的作用，通过乡镇企业这种形式，走出一条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道路。把沿海地区农村大量劳动力，转入外向型经济，转向国际市场。
（四）为适应这种转变，必须改革外贸体制中的统一收购、统一出口的做法。凡能从事外向型生产的单位和企业，或从事进口、出口的外贸企业，实行自负盈亏，放开经营。
总之一句话，就是把沿海一亿到两亿人口的地区，这里的生产，这里的企业，推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市场的交换和竞争。
提出这么一个战略，使沿海地区自觉实行这样的转变，实行这样一个新的方针，首先是有国际的机遇。因为国际经济结构的调整仍在继续。随着一些工业国家，或者新兴工业国家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劳动费用也提高了。他们逐步把劳动密集的这一部分生产转移到劳动费用比较低的国家或地区去。这一过程其实很早就开始了。二次大战以来，就是这样滚动式的转移。
从亚太地区来说，首先是美国把这种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和制造业转移到日本。日本利用这种机遇发展起来了。然后美国、日本又把这一部分生产、制造业转移到四小龙那里去。随着四小龙经济的发展，日本、四小龙正在把这一部分产业转移到东盟国家。这种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从世界范围也好，从亚太地区也好，是不会终止的。这种经济结构滚动式的转移对不发达国家确是一种机遇。过去由于我们闭关自守，不开放，又实行僵化的高度集中的体制，信息也不灵通，所以好多次机会都错过了。现在这个机会再不能错过。
同时，我们沿海地区又确实具有利用这种机遇的条件：靠近口岸，交通方便，而且基础设施一般来讲比内地好，中国劳动力充足，但沿海地区的劳动力素质、即文化技术方面也比较好。沿海地区接近国际市场，而且总的讲这里有发展商品经济的传统，对国际市场容易适应，既有机遇又有条件。只要我们清除思想上、规章制度上的障碍，有适当的政策去引导，沿海一定会很快发展起来。
如果不走这条路，那么沿海地区将愈来愈陷于困难的境地。因为沿海搞外向型经济比内地有优越条件，但是如果还按过去的路子走，沿海就受到很大的限制，最主要的是缺乏资源。虽然有很大的加工能力，但没有资源。过去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全国一盘棋，靠国家投资发展西部资源，再远途运输到沿海加工，这条路再也走不通了。
现在内地省份再不愿把资源廉价卖给沿海省份去加工，内地和沿海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所以今天沿海地区是不是实行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重大的、关键性问题。实行这样一个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必然或大或小、或快或迟地带动内地经济的发展。沿海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技术提高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它也要不断地进行结构调整，逐步把劳动密集产业转移到内地，使自己登上一个新台阶，也给内地经济一个机会。沿海经济发展了，内地人还可以去就业。沿海发展战略不仅会大大促进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必然有利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这是从经济上说，从政治上讲也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国家多年来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全国机会均等，使沿海的优势得不到发挥，内地经济快不了，沿海也快不了。上海解放前是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非常高的大都市，高于香港，更不要说新加坡、台湾。但是几十年以后，上海破旧了，大大落后于香港，落后于新加坡、台湾。这就给人们带来一个问号，社会主义优越性究竟在哪里？尽管我们内地的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整个比香港、新加坡、台湾都相差甚远。如果中国有一块地方，特别是上亿人口的地方，经济能像他们那样快速发展，那情况就大为改变，人家就不会说社会主义制度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从政治上考虑，将来对收回香港，收回澳门，对台湾与大陆的统一，都会减少那里人们的怀疑和顾虑，增加那里人民对回归祖国的热情。
总之外贸潜力很大。过去我在广东工作期间就想过，如果允许一个企业，一个地方，他们自己进口原料加工出口，这真是一本万利，至少是一本几利。国内有些地方之所以不能生产出口产品，常常是因为没有好的原料，产品出不去或者档次上不去。如果能进口原料，进口材料，企业机器开动了，产品可以出口，除了可以换回它所需要的东西之外，手头还赚了外汇。这种情况最早在广东实行，叫做周转外汇，那时只是给地方，没有给企业。如给广州市若干外汇作为周转，它可以进口原料再加工出口，即以进养出。这样一年可周转三、四次，甚至五、六次，一美元当五美元来用。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过去有诸多限制。
六十年代我曾给中央写过报告，提出把外贸搞活，以进养出。我们在广东就试着采用这个办法。在外贸部长叶季壮【168】同意下，实行外贸包干，即进口多少东西，再出口多少东西，赚来的外汇，地方分成。六十年代初广东经济恢复比较快，除其他原因外，这样做起了很大作用。那时我深深感到，沿海在外贸方面有很大潜力。关键是我们的体制和政策把它卡死了。不是没有机遇，不是没有机会，不是没有可能，而是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1981 年我到天津一些企业考察，也遇到这种情况。天津有许多轻纺工厂，就是缺乏原料，缺乏材料，设备也没法更新，很难进行生产。那时正是调整时期，许多工厂被迫停产。我和他们商量，可不可以进口原料，加工出口？他们认为当然好。当时我就想沿海能不能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后来因为其他原因此事就放下了。
提出改革开放以后，从1981年到1984年，广东开始发展起“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是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一种企业贸易形式】，进口原料加工出口，来样加工，补偿贸易等等，都是利用国内的设备和劳力，来样加工，来料加工，然后产品出口。虽然当时是比较低级的，但水平很快就提高了。广东这个地方，特别是东莞、南海和珠江三角洲一带，他们发展得很快，开始就得益于此，是用这种办法起步的。开始，香港商人到那里，就试行三来一补，逐步逐步就把生产设备转移到国内，把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内。
广东搞了以后，福建、山东、浙江、江苏也都这样搞起来，效果都是好的。所有这些都一再证明，沿海地区的有一个优势有待我们去认识，去发挥。当然，改革开放几年来沿海地区实际上都在这样做，但从整体上作为一种战略，使沿海地区更自觉地向这个方向发展，就必须提高到战略上来认识，来部署。这就是当时为什么提出沿海发展战略的问题。这绝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时兴之所至，而是长期观察、思索、研究得出的认识，是改革开放十年经验的启示，也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沿海经济的需要。
这里有一个问题，我提出沿海发展战略是不是和一位叫王建【170】的同志在1987年提出的“国际大循环”观点相同？有人以为我是受这篇文章的影响提出来的，国外有报刊说我是主张“国际大循环”的。王建同志当时写的是文章还是建议，我不记得了。内容我看过，还批给计委和有关部门去研究。王建同志的“国际大循环”观点和我的沿海发展战略，有些地方是一致的，都要更多的参与国际市场的交换。但这两者出发点不一样，思路不一样，内容也不一样。他主张中国发展轻纺商品出口，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用以出口，换取资金，换取设备，也即进行资金积累，然后再发展中国的重工业和化工工业等基础工业。他这个设想我没有详细研究过，可以说是一种思路吧！我不是这个意思。
（2-09 19:49:01 1关注 0回复） -
A admin 从 中的 Secret 移动了该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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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当时人们居然敢这样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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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赵的就觉得自己发现真相的，有没有看过邓、江、维基相关词条以及剑桥出版的我国近代史？当时就是没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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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要不要移动到仅注册用户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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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https://www.mnr.gov.cn/zt/dj/jgdj/ztjy/jd95/sj/201812/t20181203_2371710.html
关于制止动乱和平反革命暴动的报告：https://mango-press.com/report-on-stopping-unrest-and-quelling-counter-revolutionary-riots/
你们最喜欢的坦克人真相。当然报告数据存疑，但是视频是有的：https://worldaffairs.blog/2019/06/02/tiananmen-square-massacre-facts-fiction-and-propaganda/
另一面：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politics/tiananmen-square-the-failure-of-an-american-instigated-1989-color-revolution/ -
@Primus-Loader 不说别的，就说以下你贴的https://worldaffairs.blog/2019/06/02/tiananmen-square-massacre-facts-fiction-and-propaganda/ 这篇文章就有两处可疑的地方。
第一，该文作者似乎没搞清楚军队两次试图进入北京城。第一次是5月中下旬，被市民和示威者赶回来了。这次的士兵和示威者没有爆发严重的冲突。文章很搞笑的一点是第一次进城士兵和示威者相对和平共处，甚至送饭的照片证明六四士兵是无武装的。
第二，该文声称“By late May, students on the extreme spectrum were openly calling for the removal of Den Xiaoping, overthrow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making Zhao Ziyang the new capitalist/democratic leader of China.” 翻了翻我所有关于64的照片和文件收藏，从来没看到什么要邓小平让给赵紫阳的说法出现在示威者的主张里（如果有，请贴出来），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到了1988年，赵紫阳因为改革搞得一塌糊涂本身也自身难保，民望低落，以至于出现母亲坟墓被挖这种事情。 -
@Primus-Loader 不说别的，就说以下你贴的https://worldaffairs.blog/2019/06/02/tiananmen-square-massacre-facts-fiction-and-propaganda/ 这篇文章就有两处可疑的地方。
第一，该文作者似乎没搞清楚军队两次试图进入北京城。第一次是5月中下旬，被市民和示威者赶回来了。这次的士兵和示威者没有爆发严重的冲突。文章很搞笑的一点是第一次进城士兵和示威者相对和平共处，甚至送饭的照片证明六四士兵是无武装的。
第二，该文声称“By late May, students on the extreme spectrum were openly calling for the removal of Den Xiaoping, overthrow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making Zhao Ziyang the new capitalist/democratic leader of China.” 翻了翻我所有关于64的照片和文件收藏，从来没看到什么要邓小平让给赵紫阳的说法出现在示威者的主张里（如果有，请贴出来），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到了1988年，赵紫阳因为改革搞得一塌糊涂本身也自身难保，民望低落，以至于出现母亲坟墓被挖这种事情。我同意你说的此文章论述问题。我引用这篇文章的并不是支持它的全部论述。我引用这篇文章，只是因为它提供了关于64反对者常常使用的meme“坦克人”的反面视频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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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翻案还是想表述什么，赵紫阳这个人上位的政绩，是大跃进期间否认粮食紧张，说是瞒产造成的，抓农民缴粮食换来的。一开始就是脱离群众的，看他回忆录不如看他做过的报告，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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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54876 匿名版完全不受控的话，估计大部分就会发些这样的东西。说实话还不如之前的a岛呢，人家可是属实产出了不少好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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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54876 我不能认同你的说法，你的质疑不正面指出问题，大跃进时期1959年“一开始就是脱离群众的“和到1987年担任总书记之间已经不是一个历史时期了。原洞主引的篇目也完全不讲文革以前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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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us-Loader 你可以认同“64武力镇压是唯一出路”，当然这也是党的官方说法，但是我可以明确的说我不能认同这一点。如果你有反对意见可以提，而不是只是批判“匿名版块就会发些这样的东西”。
当然，如果你就是单纯的不爽持这类政见的人，我也理解人党同伐异的本质，我觉得你不爽可以自己开一个楼（甚至如果 #316 里面的想法成熟了的话，自己开一个群聊）然后拉拢有相似意见的人。但是我肯定不会使用类似党的“真理部”的部门去清洗发言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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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us Loader 必须要匿名，不要用实名这些外部手段，无价值的言论也是经不起讨论的
